延安秘密战

　　关中地区的人们，不少是家住共产党的边区，职业工作在国统区，这就有利于外勤组发展力量。在耀县发展高小校长何振东、胡家弟兄、孟家弟兄、成保长等人；在富平利用哥老会争取非法武装方老五。淳化县的地下党员王万裕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秘密建立情报组。旬邑县的地下党员李树桢家在边区，利用小学校长身份建立情报组。最突出的是派杨宗耀的侄子杨宏超打入中统，任专职调查员。
　　杨宏超在边区边界地带的小椅子村当小学教员，村外一华里就是国统区。一天，杨宏超突然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不知怎么应对，就寄给叔叔杨宗耀。杨宗耀是关中地区的老党员，曾经掩护习仲勋搞地下工作，知道那策反人张占英是个叛徒，与国民党旬邑县党部有关系。杨宗耀向组织上汇报此事，外勤组长曲及先认为是个机会，向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请示，决定将计就计，派杨宏超利用这个机会打入中统。布鲁也亲自与杨宏超谈话，布置如何取得信任。
　　按照组织部署，杨宏超向中统汇报假情报，谎称自己发展了重要特工，其中有新正县委书记李科！这就赢得中统信任，委任杨宏超为“专任调工”。杨宏超为人沉着，不时带些国民党的情报回来，边保也让他继续给中统一些边区的假情报。
　　杨宏超发现，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蒲随昌和蒲又杰都是中统专职特务；还获悉中统对边区的派遣计划、活动对象名单，查知中统在边界地带活动的几个特务，分几次抄回国民党《党网活动细则》。根据杨宏超的情报，秦平整理了一份情报《中统陕室特务一瞥》，受到边保肯定，杨宏超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
　　将计就计，小学教员杨宏超成了双面间谍，关中的情报工作也提高了水平。
　　关中分区对面的洛川，就是国统区了。洛川距离延安只有180里，国民党各特务系统纷纷在这里建站，目标就是中共首府延安。中统驻洛川调统室主任单不移是个老牌特务，而边保驻洛川外勤组的组长赵去非，则是个情报新手。
　　赵去非到洛川任外勤组长，立即着手物色情报人员。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西安派来的，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而且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是个可以发展的力量。赵去非找石志文谈话，一下捅破窗户纸，要求石志文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当时还没有这个勇气，犹豫起来。赵去非激将：“我们谈到这个程度，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石志文也激动了：“我要是干就像个干革命的，要不就不干！”
　　共产党驱逐甘泉县国民党政权时，赵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机随同撤出。这样，石志文又进入中统陕西省室，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
　　七里铺二期毕业的张吉平也到洛川工作了，公开挂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川联络站”和“八路军办事处驻洛川汽车站”两块牌子，表面接待过往车辆，秘密收集情报，经富县站转报延安。
　　张吉平与石志文分析中统洛川分室的人事情况，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策反分室副主任齐开章，得到中统机密文件，又让齐及时返回，在中统内部继续潜伏。再通过齐开章说服分室的正主任聂铭锡，这聂铭锡把洛川中统的全部档案和密码都交给了张吉平！
　　潜伏洛川最早的还是程永和。1938年9月，周兴亲自派遣程永和“上前线”，设法进入蒋区潜伏。国民党洛川专员钟相毓是湖北人，难得在陕北遇见老乡，让程永和进入《洛川日报》当了记者。大学文化的程永和文字漂亮，经常替长官写文章，很快成为当地名记，又相机加入洛川的中统组织。中统重用这个人才，程永和公开身份是县政府的教育科长，秘密担任中统的“专任调工”，又是中统陕西调统室驻洛川专区中心情报组组长、特种教育督导团团长。有了这些渠道，无论是洛川派往边区的特务，还是西安路经洛川的特务，都被程永和通报给赵去非。
　　程永和在中统混得挺好，西安几次要调，赵去非就是不放。按说这是个打入更高层次的机会，可边保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还是把程永和留在洛川守门。
　　程永和英俊潇洒，在洛川是个金牌王老五，有个漂亮女人总是追求。可那女人是国民党员，程永和怎敢接受！
　　军统特务组长周达文的妹妹、中统特务何守中的表妹都来追求，程永和总是拒绝，拒绝又没有合理的理由。总是单身又惹人怀疑，程永和就向组织上提出派个人掩护工作。
　　给情报员派个老婆？领导手头缺少这种女干部，只好劝程永和自己找个思想进步的女人结婚。可程永和不敢，过去搞地下工作被抓过，知道这种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要是找了个麻烦人就更麻烦了。于是，程永和打光棍十年，一直坚持到解放。
　　除了控制洛川中统外，边保还有人打入洛川的军统组织。
　　七里铺一期毕业的毛培春从军统“兰训班”毕业后，被派到洛川任宪兵司令部特高组长，兼任耀县特高组长。身处敌营的毛培春一直锻炼自己的记忆力，硬是纯凭记忆，向边保提供了兰训班学员的全部名单。这批特务刚刚进入边区，就全部被边保掌握。
　　张吉平的洛川情报网，逐步渗入国民党洛川地区各部门。洛川没有电报局，国民党往来联络都通过电话。县政府电话总机班长宁志杰是边保的情报员，负责监听电话的特务也是边保的人，这样，通过监听就能掌握洛川地区国民党各系统的情报，还侦知洛川与西安之间传递的情报。
　　洛川位于西安往延安的交通要道，国民党派遣边区的特务大多要经过洛川,坐在洛川的边保情报员就成了监视哨。程永和发现县党部来了一个可疑的人，探听得知这个名叫肖柏的人奉命潜入边区。边保得到情报，预先设伏抓捕。肖柏原来在红军部队当过师政治部主任，叛变投敌，经过特工训练后派回潜伏。
　　国民党侦察边区的前哨阵地洛川，已被边保暗战拿下。
　　开展对外情报工作，对于年轻的中共情报员，当然还要有个学习的过程。但是，这特情竞赛刚刚开跑，边保就没有落后。

2．“拉出去”还是“拉过来”？

　　建立内线间谍，一般有两种方式：打进去，拉出来。打进去——派遣自己的秘密情报员潜入敌特机关充当内线。拉出来——争取敌特机关的人员为我服务充当内线。
　　谍报工作的实践证明：“打进去”比“拉出来”要难得多。混过政审不容易，进去以后再调到能够掌握情报的岗位也不容易，还要经过多道关卡。因此，派遣间谍建立内线，往往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难以及时收效。
　　选择敌特机关中关键岗位的人员，加以诱导，使其为我服务，则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国民党早已在使用中共叛徒上尝到甜头，因此特别注重对中共采用“拉出去”的方针。抗战初期，国民党拉出去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拉出去红军高级干部徐梦秋。国民党毕竟掌握政权资源，施展“拉出去”的方略相对便利。
　　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位于“囊形地带”关中分区的南端，正是对西安斗争的最前线。1941年年底的一天，关中剧团团长何志德急匆匆来外勤据点报告：自己的族兄何某叛变，拉拢自己投敌！
　　接待何志德的边保外勤干部秦平大吃一惊——这何某可是个著名的进步人士！西安事变前后，何某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领袖人物，闻名遐迩的“西北五青年”之一。这样的进步分子怎能叛变呢？
　　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与富平外勤组长曲及先研究决定：诱捕何某。
　　何志德假装同意何某的要求，托人捎话约见，何某一来就被秘密逮捕。突击审讯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
　　考虑到何某过去的革命经历，边保外勤组打算将其逆用，派回中统充当内线。可是，何某却乘警卫疏忽，突然出逃，幸而被追去的战士捕获。
　　一个赫赫有名的革命青年，也会被国民党拉出去做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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