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0年，制度公平仍在路上

　　2017年高考已落下帷幕，这场关系到940万名考生前途的考试，再度以无可辩驳的重要性搅动全国舆论。但与往年不同的有两点:一来今年是国家恢复高考40周年，怀旧的情愫喧嚣纸上；二来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的“新高考元年”，改革的期待绵绵无绝。随着今年高考的落幕，“季节性”话题或许渐归平息，但有关高考的制度公平问题仍需深入地“冷思考”。
　　无论是对恢复高考时代印记的回溯，还是对未来改革制度创新的厚望，背后其实都隐含着相同的价值诉求，那就是对高考公平性的关注。40年来，我国有1.2亿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对个人前途命运影响如此之深，对社会影响范围如此之广，足以说明高考早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考试，构成了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正因为恪守公平，才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类的盛况，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批批栋梁之材。
　　但是也要看到，数十年来，高考本身的公平性也不断受到侵蚀。有观点认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高考的“黄金时代”，其中的一大含义应当是指那时的高考最为公平。随后，从“高考移民”“高考替考”“高考作弊”，到招生黑幕、偷梁换柱、弊案迭出，诸多已经曝光或潜行至今的怪相，投射出权力、金钱在挤压高考的公平杠杆，掠夺普通百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蚕食了很多人对于高考的信赖。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制度变革的动力。以改革的视角观察，恢复高考40年也是瞄准问题、回应诉求、力行改革的40年。从80年代的保送生制度和上海自主命题试点，到90年代的招生并轨制改革、广东“3+X”方案试水，再到新世纪以来的高校自主招生、探索招考分离、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等，高考制度的改革路上，始终没有脱离公平这条价值主线。冷静观察这一改革主线，为国选才、为才开路的高考制度在公平性的实现上，尚需有更宽阔的视野、更系统的谋划、更精准的发力。就目前的情形看，至少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公平：
　　其一，高考制度自身的公平性。其主要含义是捍卫考试的公正，杜绝各种特权、腐败与不公。一直以来，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录取分数线，致使地区公平备受质疑，也造就了“高考移民”之类的怪胎。多年前，山东和北京实行相同的试卷，录取分数线竟相差120分，直接引发青岛三位女生状告教育部，更促使全社会追问教育公平。而从考试到招生，从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到加大招考违规查处力度，所有的制度改革内容设计，都应当体现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和受教育权，使平权构成高考制度改革的底色。
　　其二，高考配套制度的公平性。其主要路径是树立系统思维，将高考置于整个国家教育制度中实施公平性改革。高考只是教育制度中的关键性链条之一，而教育公平无法仅仅通过一个关键环节就能实现。看似绝对公平的高考制度设计，如果不能关注到背后严重的中小学择校现象，不关注到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的配置失衡，甚至不关注到户籍制度对于高考的影响，那么在“生而不平等”的环境下单纯谈论所谓的“机会均等”，只能陷入不公正的结局。
　　其三，高考社会功能的公平性。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高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应当是社会公正的促进器、孵化器，而不应沦为社会公正失守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从诸多的社会不公中寻求难得的公平，这是我国古代开科取士制度延续千百年的奥秘，也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关键因素。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之所以被许多人所怀念，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当时的高考是普通人“跃龙门”的通道。而当下社会的一大追问却是，为何寒门再难出贵子？高考能否再成为促进阶层流动的制度通道？能否改变日渐扩大的阶层“鸿沟”？因此，高考改革除了追求自身和配套制度的公平性，更要反省其在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所能扮演的角色，思考在日益严重的阶层固化中能够承担什么样的制度功能。高考只有承载起促进阶层流动、增进社会公平的使命，才能真正成为促进公民权利平等的有效机制。而这，也正是高考制度永葆青春与活力的“密码”。

● 责任编辑：阿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