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5.“三三制”和“两权半”

　　共产党的雄心壮志是“解放全中国”，治理陕甘宁边区这个首席边区，就是耕种全国执政的试验田。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提出要“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可是许了大愿并未准备实行。共产党却立即抓过民主大旗，在自己领导的根据地大搞选举。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
　　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选举各级代表和议员，又由代表会和议会选举各级行政长官。《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年满16岁以上，除汉奸、判罪剥夺公民权和精神病患者外，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及宗教信仰，普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9月，国民政府公布《省参议会组织条例》。
　　1939年1月17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勾画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蓝图。边区政权机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非党人士李鼎铭还当选边区政府副主席。到延安参观的国统区人士和外国盟友，都称赞延安的政治比重庆民主。
这“三三制”并非拍脑袋而来。
　　吴德峰组织情报人员，调研西安的党政军群各机关各阶层的政治思想状况，得出左中右“两头小中间大”的结论。毛泽东据此认为，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应该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少数顽固派。又依据调查研究的数据，提出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搞“三三制”，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群众团体各占三分之一。
　　抗战时期，共产党执政的陕甘宁边区也接受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的领导。陕甘宁边区主动放弃苏维埃体制，借鉴美国的制度，民主选举参议会、政府、法院。国民党是“五权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美国是“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陕甘宁边区这里是“两权半”——参议会和政府是两权，法院还要部分接受政府领导，算半个。
　　国民党在大后方，环境和平，却不肯实行民主选举，政权机关的组成由国民党指定。蒋介石宣称这是秉承孙中山的遗志。当年，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把革命进程规划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实行“训政”，各省的参议会都由国民党通过推举方式产生，实行选举的唯有共产党领导的地区。
　　共产党大搞民主选举，不仅在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参议院，就是在敌后的晋察冀边区也实行民主选举。参选的农民不识字，就用投黄豆的方式投出自己神圣一票！
　　毛泽东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创建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的雏形。”
　　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悄悄给美国国务院打了一份报告：同重庆相比，更接近美国民主价值观的是延安！
　　年轻的保卫干部走向成熟，年轻的执政党走向成熟。从陇东到延安，从西北到各根据地，中共执政的道路越走越好。国内外舆论称赞，民主党派称赞，可国民党坐不住了——岂能容忍共产党坐大？竞赛，国家治理竞赛，国统区越来越落后了。落后怎么办？国民党越来越腐败，没有办法赶上先进。
　　文不能竞赛政权治理，武不能出兵硬打，蒋介石另有损招——暗派特务出手！中统秘密发文——“特情突击竞赛！”

第七章 第四分局
——中共安全体系大调整

　　这是一份延安侦获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1940年发出的秘密文件。此文部署在全国各省室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要求以中共分局、省委、区委、地委、县委各级与后方留守机关的高级负责人为对象，采用“内线突击”“自首政策”“一和二运动”等方式，定10至12个月为突击期，由各省室主任及实验区长亲自主持，每单位完成1至2人为合格。
　　特情，在特工圈中，专指编制之外的情报人员。从这份密件看出，专责对共工作的中统，打算在中共组织内部建立大批内线。这建立内线的工作，本是隐蔽战线的高级工作，需要长期部署，逐步深入。可是，中统这份密件却显得相当急迫。
　　“特情突击”又不是体育活动，居然还要开展“竞赛”？从中可见，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开展谍报战之积极与急迫。
　　延安不得不思考对策。

1.转守为攻

　　以往，中统对共谍报的成功战例，大多来自中共的叛徒。因此，中统特别重视采用“突击”政策。所谓“突击”，就是对中共成员进行秘密逮捕，强制说服，拉拢其为“特情”，而后秘密释放打入边区。实践中，打入边区很难，共产党的保卫工作相当周密。中统和军统都想了不少点子，设法派遣特工潜入边区。训练专业谍报人员打入中共组织，在边境地区拉拢人员建立秘密组织，在行商、小贩中发展关系混入延安，但这些手段都收效不大。
　　现在，国民党特务机关要大干快上了，边保怎么办？
　　中统内部的竞赛，对于边保何尝不是一场竞赛，而且，这是只能赢不能输的竞赛。陕甘宁边区不是一般的边区，而是中共中央驻地，也就是当年的井冈山和江西，中央根据地！
　　西北局社会部不但要经营西北，还要拱卫中央。
　　中共的保卫工作，以往大多采取守势，防守就难免被动，在特工行业，又称消极性工作。而情报工作，则取攻势，称为积极性工作。中央特科成立初期，主要是做保卫工作甚至称为“警报工作”，发现敌人出动抓人立即报警转移。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前三杰打入敌特，及时发现党内的叛徒，在敌人动手之前侦获情报，有效地保证了中央机关的安全。这就启发了工作思路，从保卫发展到侦察。通过侦察拿到敌人内部的情报，其实是更加有效的保卫。
　　进入抗战时期，全党不断总结工作经验，1940年年底，中央社会部发出《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党开展进攻性情报工作。这意味，情报保卫工作整体态势的转变——转守为攻!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情报是最好的侦察。保卫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的最好方法，还是对外开展情报侦察，在敌特行动之前就掌握其动向。按照中央社会部的部署，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大力开展进攻性情报工作。
　　边保召开第一次外勤工作会议，提出“大胆放手，积极开辟”的方针，决定在各分区都建立外勤据点。会议刚结束就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居然敢对友军动武！再次突起的反共高潮，激起中共保卫系统的高度警惕。全党加强保卫工作，边保更加努力。
　　作为陕甘宁边区的情报保卫机关，保安处的外勤工作具有区域性特点，主要围绕边区边境，对当面之敌展开工作。延安东北的绥德、米脂据点，针对榆林方向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南部的富县、甘泉据点，针对洛川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西南的定边、陇东据点，针对西峰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
　　边保各据点的情报干部增至40多人，三边派了葛申，陇东派了陈石奇，关中派了曲及先，边保布鲁带人巡回指导。各分区的保安分处和县保安科也有情报力量。各情报据点，都注意向敌特机关内部伸展力量，建立内线。
　　关中分区是伸向国统区的突出部，这里的情报工作格外重要。
　　关中分区的外勤机关对外称专员公署秘书处，外勤组长曲及先任秘书主任，秦平副组长对外是贸易公司的经理。曲及先亲自掌握西边的几个内线，张仲平住在柳林管东线，陈鉴以赤水县统战部长的名义管淳化一带的派遣工作，杨宗耀以新正县参议会副议长的名义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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