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吏有何妙方？

　　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重要主题。反腐败，也已成为民众普遍关注议题。五年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发布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到今年，这项工作规划就要接受成效究竟如何的检验。
　　中央要求压缩腐败存量，控制腐败增量，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我注意到，建立不敢、不能、不易腐败“三个机制”的提法之前也曾有过，但上述《工作规划》和中共中央的要求则明确了“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而不是以前所提的“完善、健全或者强化”。事实也证明，中央现在的反腐败工作，更加重视纪律检查自身监督作用的发挥，对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包括政治、组织纪律方面的要求，并拟通过机构改革，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形成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监督的全覆盖。
　　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官员的腐败状况的确不容乐观，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近些年立案查处的官员职务违纪、违法犯罪案件的数量，一直都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一方面说明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实际查案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职务违纪、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一些官员甚至依然顶风作案，没有收敛。同时，从近些年查处的案件情况看，官商联姻、官商勾结的问题十分突出，并与传统的公职人员犯罪形成交织，进一步呈现普遍化的发展态势。也正因为如此，中央当时明确提出要“用五年时间，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按照现在的提法，就是要迅速不断地压缩腐败存量，尽力控制住腐败的增量。
　　腐败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机会多、代价小。所谓“机会多”，就是目前依然存在某些党政机关及其官员工作职责不明、界限不清以及权力过大、向社会的渗透力过强的问题，党政不分、政企不分，许多按分工应当由社会组织、团体承担的职能，政府大包大揽，样样都管，管得太多，管得太细，从而提供了许多权钱交易的机会。所以，控制权力滥用的制度设计，就是要细致划定公共权力的边界，不能让它过多侵入到社会经济和公民的生活领域，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公共权力的行使也不能暗箱操作，必须增加透明度、公开性，让权力在“阳光底下”运行。
　　而所谓“代价小”，就是权力腐败的发现率过低，出事“偶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方面，必须不断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特别是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及其配偶子女从业回避等制度（上海已经开始实行），并进一步加强具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内部制衡体系，防止“一把手”一个人拍板定调说了算，建立和完善违职查究制度。
　　从司法角度上讲，又必须通过证据制度的合理改革，破解官员利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取证难”问题，并针对司法指控和实际裁判时经常遇到的证据不足、认定事实困难等方面问题，通过立法程序，建立起公职人员“职务便利”涵盖范围及权钱交易中犯罪故意、共同行为等的“推定认定”制度，并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及时使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彰显法的严肃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在我看来，对官员贪腐行为必须从严治理、从重处罚，建立起与“零容忍”相匹配的刑事法律制度，从而向人民兑现严惩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的庄严承诺，真正取信于民！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教授）
　　

● 责任编辑：阮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