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犯罪，你真的关注了吗？

　　近年来，女童性侵的相关新闻时常见诸报端。
　　根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件数据为125起，平均2.92天曝光1起；2014年全年数据为503起，每天曝光1.38起；2015年全年数据为340起，每天曝光0.93起；2016年433起，受害人778人（表述为多人受害但没写具体人数的，按3人计算），平均每天曝光1.18起；比2015年增长了27.35%。
　　从数据上来看，近三年公开报道的儿童被性侵案件均大幅高于2013年，体现了儿童被性侵现状的形势严峻，也反映出社会和媒体对这一现状的关注度提升。
　　但由于案件特殊性、社会认知、传播规律等因素影响，仅有极少量的案件被曝光，社会各方对这一严峻形势关注度仍不够。

屈辱的书写

　　今年4月27日，台湾作家林奕含自杀身亡，年仅26岁。在她的自杀背后，是年少时曾遭受老师诱奸而留下的严重心理创伤。这些经历被她写入了今年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5月9日深夜，北京电影学院女生阿廖沙（化名）在朋友圈曝光自己曾受到大学班主任父亲性侵，并且事件发生后她报警无果，反而被老师和同学攻击排挤，中间甚至无奈休学。该事件连同林奕含事件，被曝光到网络后迅速发酵扩散。
　　据报道，林奕含的父母此前曾表示，还有三名女生遭受同一个老师的伤害，林奕含为了保护这三名女生，坚持不肯透露她们的姓名。林奕含的父母在女儿去世后，发布了声明：“女儿这些日子以来的痛苦，纠缠着她的梦魇，及让她不能治愈的主因，不是忧郁症，而是发生在8～9年前的诱奸……她写书的目的，是希望社会上不要再有第二个房思琪，希望天下的父母、善良的男孩儿、女孩儿和男人，都能用温柔和温暖的心灵来一起保护房思琪们。”
　　据台湾地区“卫生福利部”的数据，仅在2016年，台湾地区就有约8100人遭受性侵害，其中超过80%受害人都是女性，半数受害人未成年。林奕含表述自己的写作为“非常堕落的书写，是屈辱的书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书写”，“作为小说的写作者，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的一生……”
　　小说主人公房思琪在被老师性侵后，想告诉母亲，于是试探说，学校里有学生和老师在一起了。母亲冷冷地回了一句：“一定是那女生很骚。”她还在饭桌上对母亲说：“我们的家教好像没有性教育。”母亲说：“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
　　事实上，这正好折射出现实社会中性教育缺失的现状，台湾地区这样，在大陆也如是。
　　“女童保护”连续四年来对中国儿童防性侵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2016年更将调查重点放在家庭教育上。对全国31个省份的9151位家长调查问卷显示，68.63%的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过系统的防性侵教育；41.37%的家长在教育过程中从没有提及防性侵知识。
　　调查数据显示，假如孩子遭遇性侵害，50.61%的家长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从孩子言行中识别，16.85%的家长不能识别。28.08%的家长不会定期检查孩子的内裤和身体私处有无异常，经常检查的家长只有12.64%。21.44%的家长认为性侵害离孩子很遥远，30.32%的家长不确定儿童性侵害是否会发生在身边。
　　调查数据还显示，在发现孩子被性侵的境况下，84.74%的家长会选择报警；3.39%的家长会选择私了；0.45%的家长选择默默忍受；11.42%的家长选择用其他方式解决。

从业禁止令的震慑

　　根据中国新闻网2017年3月31日的报道，江苏省宿迁市一小学教师因为在教室内多次猥亵女生被判刑。法院采纳沭阳县检察院建议，除判处该小学教师孙某有期徒刑六年外，同时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从事教育及相关工作。被害人的母亲张女士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
　　孙某原是某小学的数学老师，他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在2016年3月至6月期间，多次在教室内猥亵多名女学生，因被害人的母亲张女士报警而案发。
　　虽然教师法中规定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为了预防再犯罪，保护青少年的安全，沭阳县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依法提出禁止从业的建议。据了解，这是江苏省首个针对性侵案件被告人的禁止令。
　　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中，一人对多名儿童实施性侵害的为61起，占14.09%；有269起性侵案件的作案者是多次实施性侵，占比高达62.12%。这一方面说明了性侵儿童案件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此类案件作案人多次实施性侵害的情况严重。性侵犯罪本身就非常隐蔽，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作案者基本不可能自动终止。

构建儿童保护的国家体系

　　林奕含事件得到了广泛关注后，越来越多包括阿廖沙这样曾经的性暴力受害人开始述说他们的遭遇。但大部分人仍不愿透露详细信息和自己的身份，更多人选择了缄口不言。
　　缄口不言的原因，不言而喻。这种现状，与既有的社会观念有关，更与法律制度有关。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宋文珍在2017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上表示，儿童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在这方面国家需要拿出更多的气力、拿出更多的政策措施推进保护。她说自己做儿童工作近30年的体会是，在儿童问题上一刻不能等，应该把儿童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真正落实儿童优先原则。
　　她建议，在儿童防性侵方面，还是要建立一整套国家儿童保护体系。儿童保护一定要涉及公检法教育各个方面，要有一支队伍来做这件事。从教育方面而言，首先要教育家长，做好亲子教育。其实儿童出了问题，责任应该落在成人肩上，应该把家庭教育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当中。因为我国在家庭教育投入跟学校教育方面的投入相比太少，而家庭教育又非常重要，所以要对家庭监护能力给予指导、监督。其次，她始终支持呼吁将性安全教育纳入课程教育当中。最后，相关工作人员意即“易接触儿童的人”应该加强培训，让他们掌握专业知识，避免犯错误。
　　她强调，要建立多部门协调的儿童保护机制。国外有儿童保护专员、儿童保护监察办公室。他山之石，我们可以借鉴。去年，国务院出台了留守儿童保护意见，明确乡、村都配设儿童福利监察员，实行专业化服务，建立预防、监测、应急、处置、救助机制。在社区、学校、乡村，通过专业的评估办法，筛查出高危的孩子；一旦发现问题，要有强制报告机制和应急机制。
　　她特别指出，要有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体制，包括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警务制度、法庭审理、未成年人检察等，需要专门的队伍把未成年人保护落到实处。
　　因性罪犯尤其是性侵儿童犯多系累犯，具成瘾特性，波兰、美国部分州、英国、丹麦、瑞典、韩国等国家与地区已经相继通过法律，对性罪犯实施强制性或自愿前提下接受化学阉割，以此作为性犯罪者释放、减刑、假释的条件。
　　瑞典、冰岛、丹麦和挪威四国统计数据显示，化学阉割可以有效减少恋童癖的犯案次数，化学阉割推行以来，当地此类案件发生率已由40%减少到了5%。
　　我国也应通过完善相关处理机制，带动社会认知的根本转变，从而真正改善受害者的处境，还给孩子们一片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