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童保护”，到底有多重要？

编者按

　　关于童年，应该是色彩斑斓的记忆；关于童年，应该是歌声与欢笑的陪伴；关于童年，应该是清澈的眼眸和纯真的笑脸；关于童年，应该是孩子们安心的成长和大人们全心的守护。然而，有一种痛苦，犹如掉进深渊般绝望。“性侵”，多么可怕的字眼儿，会让遭遇过的孩子，一脚踏入黑暗。性侵离孩子们有多近？一次遭遇对他们一生的影响有多大？老师、家长和孩子们应该如何预防？全社会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让孩子们远离性侵害？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本期特别策划系列报道，立足预防儿童性侵，对现实的严峻性、预防的重要性和社会要承担怎样的责任等，进行了深度剖析……

侵害案件频发 百名女记者呼吁保护女童

　　一个月前，一条名为“16个月大女婴被性侵，尿不湿上全是血”的新闻在网络上炸了，浙江省宁波奉化王某16个月大的女儿因被性侵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医生说：“小孩子的阴道后壁和会阴体的撕裂伤非常严重，需要紧急清创缝合！”王某怀疑熟人作案：“有个人我们是认识的，他也是在菜场里做生意的，有的时候会抱着我女儿玩。这回也是他抱出去了差不多40分钟才回来。当时宝宝手上拿着糖但是目光很呆滞，我给她换衣服，碰到她下体，她有点儿不高兴，尿不湿的血已经渗到里面去了……”目前，奉化市溪口公安分局已抓住嫌疑人，案件正在审核中。
　　近些年来，类似的案例似乎从没有间断过，每年全国各地都会曝出N起女童遭遇性侵的案例。人们看到此类新闻后感到愤怒和悲哀。愤怒的是，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无法被抹去，并时常在发生；悲哀的是，对于女童的保护，除了课堂上遮遮掩掩的“生理课”外，却再无其他，学校和家长对于孩子的保护，似乎仅仅止步于他们所能谈到的“性”以外的安全。
　　而在刚刚过去的5月，台湾作家林奕含因幼年遭受性侵而抑郁自杀，让人扼腕。她将自己幼年的经历写入小说中:“长期被老师性侵的女孩儿房思琪，最终走向毁灭无法回头。”林奕含在生前的采访中说：“不说全世界，就说在台湾，现在或许都有人正在经历这样的事。世界上最残暴的屠杀不是集中营式的屠杀，而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近几年，随着类似案件不断被曝出，一个专门针对女童保护、与记者有关的公益组织逐渐被大众所熟悉。2013年6月1日，全国各地百名女记者联合《京华时报》、凤凰网公益频道、人民网、《中国青年报》及中青公益频道等媒体单位，发起“女童保护”公益项目，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2015年7月6日，“女童保护”升级为专项基金，设立在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近四年时间里，“女童保护”团队直接授课覆盖的儿童达150多万人、家长30多万人。
　　这样一个公益组织的出现，为儿童防性侵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和更加广泛的宣传。 据“女童保护”负责人、发起人之一孙雪梅介绍，创设这个组织与儿时一段亲眼目睹的经历有关：“我小时候曾亲眼见过同伴被诱骗猥亵，都有生殖器官接触了。我知道这是件不好的事情，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她，我从来没跟家里人说过这件事，而受到伤害的女孩儿，也没说过。”这段记忆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而在震惊全国的“海南万宁某校长带小学生开房事件”后的20天内，媒体又曝光了8起性侵女童的案例。当时，正在《京华时报》做记者的孙雪梅再也坐不住了，带着满腔的怒火和一直以来对于如何面对“女童遭性侵”的焦虑，她和百名女记者开始为女童保护鼓与呼，在发起“女童保护”项目的这一天，同时发出了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倡议书。
　　她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专业的防性侵教案，女记者及女志愿者进入学校、社区宣讲；与各地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合作，培训当地教师和志愿者，普及儿童防性侵教育；在学校和社区发放“女童保护”宣传折页、防性侵手册等，通过儿歌、诗歌、图画等形式，增强儿童防性侵意识；通过微博、微信、网站等各类媒体渠道，传播防性侵知识；统计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对儿童、家长和教师发放调查问卷，形成独立的调研报告；每年在全国两会上，把相关建议交给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推动立法保护和规章方面的改进，让国家和政府来保护孩子，形成有效机制。

用修订了52次的教案
做“麻烦”的讲师

　　孙雪梅介绍，“女童保护”团队从2013年6月发起开始，到9月第一课试讲，经历了3个月的准备期。从小范围的试讲，以及各领域专家同步逐一修订，到第一个版本的教案最终成型，又经历了3个多月的时间。到现在，从拟定初稿，到儿童性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学、教育学、法学等多个领域专家逐字逐句修订，第一个版本的教案就经过了40多次修改。在推广过程中，又逐步完善，到目前已经有过52次修改。
　　孙雪梅讲述了这样一段回忆：2013年9月，团队在云南漾濞试讲第一课，课堂上有一个女孩子忽然哭了。当时她们手足无措，担心孩子是曾经受到过侵害。下课后，她把孩子拉到一边询问。孩子说：老师，你们一直在说，如果有人试图触碰隐私部位，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如果有人约我出去玩，要告诉爸爸妈妈；可是我爸爸妈妈出去打工，几年不在家了，我该告诉谁呢？当时，孙雪梅眼泪都出来了，一方面是受到这个孩子的情感触动，另一方面，她又在自责，反思自己在讲课时不应该只提到“爸爸妈妈”。当天晚上，团队就把教案里的“爸爸妈妈”改成“家长或者你信赖的其他大人”。
　　孙雪梅说，每一处细小的修订，都是有原因的。没有经过培训试讲的讲师，很可能漏掉或者错讲其中的小细节从而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伤害。有很多人会说：我是律师，我是记者，我是主持人，我是心理咨询师，我是大学教授，我是某个方面的专家，我本来就是妈妈……难道还担心我讲不好吗？
　　就在“女童保护”团队成立的这几年间，有多个志愿者提出过类似疑问，也有寻求合作的机构表达过疑惑：“女童保护”为什么这么麻烦？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教案就直接上课？为什么讲师试讲考核那么严？为什么课后还要反馈情况？
　　“为了对孩子们负责，我们确实很‘麻烦’。志愿者报名当讲师至少要‘过三关’（熟悉教案、培训、试讲考核等流程），才能成为‘女童保护’备案的讲师。”孙雪梅解释，“看起来很简单的儿童防性侵课程，包含了很多安全常识，涉及儿童性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学、教育学、法学、犯罪学等多个领域。在教案试讲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细节问题，所以才有50多次不断的修改完善。这些经验总结以及根据不同课堂情况的应变技巧，也会进行一些汇总，写入‘教师培训单元’。该单元会针对教案每一条内容进行解析，不断将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加入其中，避免讲师向孩子讲解时，将一些‘误区’传导给孩子，从而影响孩子成长。”
　　“女童保护”在不断摸索中，用最科学最专业的途径，教会讲师们如何讲授教案，教会孩子们如何自我保护。孙雪梅表示，“女童保护”目前所做的，是中国的教育体系里长期缺失的一环——“防性侵教育”。既然要做，一定要负责任地做。我们不希望某一天，有个人站出来，指责“女童保护”，理由是我们的讲座误导了他们，给他们带来了心理阴影。团队也坚守一个信念：做公益，一定要经得起长久的考验，因为你是否真的从孩子的视角去考虑问题，是否真的在努力专业地做公益，终究会有人看到，结果也终会显现。
　　“女童保护”的课堂，从试讲的第一课起，就是男女同堂，他们在各地方开课，也要求男女同堂。首先，男童也可能遭遇性侵，男童也要学会自我保护；其次，课堂上教育孩子们要互相尊重，孩子们也不能随意去触碰其他人的隐私部位，男孩儿之间打闹也不可以，男孩子当然也不能去侵害其他女孩子。虽然防性侵教育与性教育不同，但也同样不应男女分开增加性别神秘感，否则会不利于孩子成长。
　　在“教师培训单元”，首先强调不能直接给孩子讲性侵儿童案例，避免给孩子带来恐惧感。“女童保护”要做的是防性侵教育，不是恐怖教育，也不是冷漠教育。一提到性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坏叔叔”。在实际授课中，一些讲师在试讲时往往把施暴者具体化，教孩子们要提防“坏叔叔”。其实，现在性侵儿童者不仅仅有叔叔，也有爷爷奶奶和阿姨、哥哥等。不仅仅存在异性性侵，也存在同性性侵。只让孩子们认为叔叔才是坏人，可能埋下隐患。
　　诸如此类的细节，只有参与过培训试讲的讲师，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女童保护”要求讲师一定要通过试讲才能去讲课。在他们与地方政府部门合作时，同时要求合作部门对教学质量进行严密的把关。
　　2016年年初，“女童保护”又公布了经过长时间研发的“女童保护”防性侵教案家长版，合格讲师开始对家长授课。孙雪梅介绍，在儿童版的教案中，没有直接提性器官的名称，因为防性侵教育缺失太久，忽然“直白”和“露骨”地讲，可能安全教育都推行不下去了。但是在家长版教案中，我们告诉家长，要从小告诉孩子科学的性器官名称，从家庭做起，尽早对孩子进行教育。我们希望，最终形成一道“家长+儿童+教师”三方合力的保护网，让孩子远离性侵害。

“女童保护”下的“地方模式”

　　根据“女童保护”不完全统计，2013至2016年，全国各地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就有1401起，受害人超过2568人。而这触目惊心的数字，只是性侵案件的冰山一角。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四年间，全国检察机关收到的猥亵儿童案件就有7963起。也就是说，每天就收到5.5起性侵儿童案件，这还不包括案发后受害人没有报警或没有选择起诉的案例。
　　“女童保护”团队作了大量的案例分析，发现很多孩子遭遇性侵，尤其是一些持续多年的性侵案件，正是因为孩子“羞于说出口”，孩子和家长的防范意识和知识都极度缺乏造成的，大人传递给孩子的概念是，连基本的生理知识都在回避。
　　2015年，孙雪梅到西北一个农村给孩子们讲课，她拿着“女童保护”防性侵手册给他们讲解。当她说到“内衣、内裤覆盖的地方是隐私部位”时，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子马上用手遮住脸，说“好恶心”。
　　孩子们“谈性色变”，这让孙雪梅觉得，社会改变观念应居于首位。几年下来，让孙雪梅和她的团队欣慰的是，女童保护有了从最初的单方面呼吁，到现在的“需求量很大”的变化，四年间，团队已经在全国28个省份开展推广工作，各地方的妇联、教育局、团委、检察院等部门，主动联系她们的很多，积极寻求合作，获得教案授权，组织教师和志愿者参与女童保护的培训考核之后为家长和孩子们开课。
　　据介绍，2015年，江苏省淮安市妇联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签订女童保护合作协议，实施女童保护公益行动。由政府出手推动了这项民生公益行动，淮安走在了全国前列。
　　2016年，在淮安市委、市政府主导下，市妇联、市教育局牵头实施女童保护公益行动，联合公安、检察、司法、财政、卫生等20个职能部门，建立了女童保护的联动工作机制，在全社会开展女童保护宣传教育“四进”活动——女童保护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妇女儿童活动阵地，提高女童及家长的防范意识。淮安市教育局将女童保护课程列入小学教学计划和家长学校培训计划，确保每学期一课。
　　把女童保护工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女童保护纳入淮安市政府民生十件实事项目、政府每年安排35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女童保护”项目实施……围绕女童保护的这些举措诠释了淮安市委、市政府坚持儿童优先、安全优先的理念。
　　据了解，2016年全年，淮安市249所小学开设了5706节课。淮安各地还通过流动课堂、公益徒步行、文艺演出、集中巡讲月、新媒体等多种线上线下方式，开展女童保护知识宣传，共发放女童保护手册学生版10万册、家长版两万册，有25万小学生和18万家长接受教育。
　　淮安市还将女童保护尤其是流动女童、留守女童的保护，纳入到了“十三五”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构建起家庭、学校、社会三道保护网络，共同来保护女童的健康成长。
　　在“女童保护”基金专家指导下，淮安市实行“女童保护”教材、教案、课件和授课模式“四统一”，对女童保护志愿讲师统一培训，试讲考核合格后才能正式上课，一大批专职讲师成为推广女童保护理念的中坚力量。
　　妇联组织推动“女童保护”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妇女儿童活动阵地，构筑女童保护宣传教育网络；与市教育局联合发文，开展女童保护讲师培训，不断提升师资队伍的能力和水平。
　　教育局将女童保护课程列入学校教学计划并进行绩效考核。授课实行男女同堂，通俗易懂的讲解、师生互动的教学、情景模拟的表演，让孩子们在轻松温馨的氛围中学会保护自己的知识。
　　淮安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教育局、妇联等部门建立了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工作机制，市县两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均组建了未成年人案件专门办案小组，确保专案专办。
　　一批由律师、教师、公务员、医生、警察、检察官、社区志愿者组成的志愿团队和以心理咨询师为主打的社会组织团队，为受侵害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专业暖心的服务。
　　如今，一旦发生儿童被性侵的案件，一个全社会参与、为保护孩子们打造的“安全网”在淮安已悄然形成。江苏淮安，已经成为我国第一个由政府出资、开展女童保护公益项目的城市。
　　在江苏徐州，从2016年3月30日“女童保护”志愿者讲师到贾汪区进行讲师培训考核起，在两周的时间内，徐州市各区县1037名女教师报名试讲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课程，829人考核合格。她们回到各自学校，开始在本校为学生讲授课程，确保一校一讲师。据悉，截至2016年12月，徐州市已有43万名小学生和7.6万名家长聆听相关安全讲座，许多学校已将课程纳入常态化教学，同时配发17万册安全教育手册，培训专业讲师，确保授课的专业性、严谨性，提高了社会对未成年人身心安全教育的关注，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欢迎。
　　在徐州，“女童保护”团队提供教案授权及讲师培训考核，由徐州市教育局、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等行政力量推动，教师和社会志愿者落地授课，逐步形成“专家引领——行政推动——志愿者实施”三位一体的具有徐州特色的女童保护教育工作模式。
　　由一校一讲师长期驻守，全面普及防护知识，整体提升儿童自我保护意识，成为接地气又极富行动力和延展性的女童保护的徐州模式。
　　徐州、淮安等地也成为全国第一批由教育局、检察院等政府官方机构主导课程推广的地区。同时，徐州市计划至2017年年底完成向全市80余万名小学生授课，让更多的孩子提高防范意识，学会更好地保护自己。而其他地区，如贵州习水县、正安县，云南玉溪市，团江西新余市委等都已经与女童保护基金合作，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对于“孙雪梅们”来说，所推动的改变不能仅止于此，她们希望，应从国家层面出发将“儿童防性侵”的课程纳入到常规化的课程之中，并将这方面的内容吸收到教育考核的范围内。“我最好的愿景，就是社会不再需要我们这个公益团队，最好把我们‘消灭’，由国家强制推行。”孙雪梅笑着畅想“女童保护”的“未来”。
　　而今的她，不再是一名单纯的志愿者，她同时是凤凰公益的主编，是两个女孩儿的妈妈。作为发起人、作为志愿者、作为讲师、作为家长，为了孩子们，孙雪梅在“女童保护”的领域里，心甘情愿地做一名制度助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