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依相偎：与法援基金会一起成长的日子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法律援助基金会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各种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事业的倾情奉献；而法律援助机构的成长与发展，更离不开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共同做大做强，奏响了一曲中国法律援助公益的鱼水情歌。
　　在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来自法律援助机构的代表，向记者讲述了那些与法律援助基金会一起成长的黄金岁月，表达了对法律援助基金会感谢与祝福，更展望了与法律援助基金会携手迎接的新未来。

与外界联合的两座桥梁

　　法律援助基金会搭建了两座与外界联合的桥梁，一个是“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另一个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这两个在同一年启动的项目，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使获得两个项目支持法律援助机构得以迅速成长，惠及千千万万需要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让中国法律援助公益事业得以迅猛发展。
　　“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以下简称“1+1”行动）是由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发起，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共同组织实施，每年组织一批律师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到中西部无律师县和律师资源短缺的贫困县服务一年，为当地的经济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以提高当地的法律援助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司法公证，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
　　如果说“1+1”行动是法律援助基金会为志愿加入法律援助事业的公益律师搭建的桥梁，那么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就是法律援助基金会与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共同做大做强的桥梁。
　　项目通过各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选拔申报，全国律协、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全国妇联权益部等组织推荐，高等法学院校、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自主申请，审核筛选确定一批管理效率高、办案能力强、法援需求大的单位作为项目实施单位，确保项目执行效率和效益。每年有超过560家不同类型单位参与项目实施工作。
　　截至201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投入6亿多元，已资助办理涉及五类困难群体的法律援助案件超过37万件，超过57万人直接受益，获得免费法律咨询帮助的群众数以百万计。项目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或取得经济利益达到217亿元，投入产出比为1∶36。
　　在项目支持的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以调解或和解的方式结案的超过16万件，占办案总数的四成多，既为受援人节省了诉讼时间成本，也有利于快速、有效地实现受援人的诉求，节省了司法资源。通过项目提供的优质法律服务妥善解决的3人以上的群体性案件超过4.6万件，有效地避免了集体上访等情况的发生，充分体现了彩票公益金的公益性质，实现了保民生、保稳定的项目宗旨，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义联援助中心的及时雨

　　“可以这么说，法律援助基金会是我们中心能够迅速发展的及时雨。”黄乐平说。
　　2003年，28岁的黄乐平在一家中央企业做法律顾问。他在单位组织的一次篮球比赛中意外摔伤，迎接他的不是单位的关怀，而是强势企业拒付工伤待遇的人情淡漠。人生变故突然而至，他伤还未痊愈就要在病榻上钻研工伤和劳动法律，争取权利，事情最终得以解决。
　　“本是很典型的工伤事件，却前前后后拖了两年多，而且最终获得了很少的赔偿金。自己懂法尚且如此，普通工人甚至完全不懂法的农民工维权又会有多难？”这次工伤的亲身经历，让黄乐平想起十几年前姑父的遭遇：在广东打工，在工作岗位上中暑而亡，但一分钱赔偿也没有得到。
　　黄乐平由此开始投身法律援助公益事业。2004年，黄乐平开始写作工伤维权专著。2004年9月，他所著的《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书共计57万字，首次印刷5000册，3个月即告售罄，并名列2005年度中国法律图书畅销排行第27名，6年间重印7次，被誉为“最实用的维权工具书”。
　　2005年4月，考虑到广大劳动者的需求，黄乐平自费创建了全国第一家专门提供职工工伤维权法律帮助的专业性网站——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同年4月，黄乐平从他所在的国企辞职，成为一名律师。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与房地产开发机构合作从事房地产法律业务，这是一项很赚钱的选择，从商业角度考虑这无疑是最合适的；另一个选择是做劳动维权，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劳动者提供帮助，其中包括工伤职工。最终，黄乐平选择了后者。
　　2007年10月25日，黄乐平一手创立的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义联）正式挂牌，并确定了“义助残弱，仁德所尚；社会公益，贤能多为”的16字宗旨。
　　公益机构不赚钱，经费是大问题。黄乐平决定自掏腰包，也预备着把出书的版税放进来。为了维持义联的日常运转，义联成立初期，黄乐平就已投入现金累计达30万元人民币，无偿投入的劳务折合市场价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虽然为了义联我几乎投入了所有身家，但也仅仅能勉强维持义联的运转，要想有更大的发展，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几乎不可能。”黄乐平说。
　　转机从2009年开始。这一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正式启动，义联终于等来了一场及时雨。
　　“都在法律公益援助的圈子，当我听说有这么一个项目开始实施时，眼前一亮，知道义联发展的机会来了，我终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黄乐平说。
　　经过初审、复审等一系列的严格审核程序，义联终于被法律援助基金会确定为项目实施对象。
　　“由于是公益性项目，我们与基金会合作的模式非常严格，实行一案一结的方式，基金会有一套严格的案件审核系统，经这套系统审核完毕后，我们才能拿到办案补贴经费。最初根据案件难易等标准，我们每个案件补贴为1700至1800元，现在考虑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办案成本提高，每个案件最高可以拿到2800元左右。”黄乐平说。
　　黄乐平表示，有了这笔钱，义联得以迅速发展，办案律师由原来的7人翻倍到现在的14人，每年经办的法律援助案件也达到上千件。

超两亿元的职业病赔付大案

　　有了法律援助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义联由经费带来的压力大为缓解，黄乐平和团队因此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帮助弱势群体维权，为他们争取更大的权益。
　　2010年5月底，位于北京西山深山区的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煤矿集体关停，大量煤矿从业人员被遣散。
　　2010年6月初，来自河北省承德市的农民工郭海良等矽肺三期患者，已经呼吸困难下不了山，只能坐等家人来接。下山的一批农民工因为身患职业病没有获得赔偿而到中南海越级上访。随后，职业病农民工开始了四处求助。
　　2010年6月6日（星期日）下午，刚参加完义联同事婚礼的黄乐平接到了一位职业病矿工的求助电话，反映房山区史家营乡煤矿关闭，很多矿工患有职业病但是得不到解决，请求给予法律帮助。
　　求助者是从北京电视台一位记者处获悉黄乐平的联系电话的。
　　黄乐平在电话中简要地解答了他提出的法律问题，并告诉他义联的办公地址与联系电话，让他到义联办理手续，只要符合条件，义联将尽力提供法律援助。
　　2010年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修改之际，职业病案件处理被列为义联2010年法律援助工作重点。
　　2010年6月10日，义联接待了史家营乡煤矿三名尘肺病职工代表的来访，三名代表详细介绍了案件情况及所处环境，向律师了解职业病诊断的相关程序和要求，并就伤残等级评定和工伤待遇如何计算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咨询。
　　据他们介绍，案件可能涉及上千名工人，煤矿关闭后矿方没有对矿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对职业病待遇也没有进行任何处理，维权面临极大的困难。
　　黄乐平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遂于2010年6月15日紧急召开中心工作会议，宣布中心成立房山职业病案件专案工作组。会后，黄乐平向北京市司法局作了汇报。北京市司法局的意见是，在不影响社会稳定大局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2010年6月30日，黄乐平向房山区政府出具了《关于房山区煤矿群体性职业病案件处理的建议报告》。
　　报告针对煤矿群体性职业病的基本情况（当时已有台西煤矿为部分尘肺病农民工作了职业病诊断）及面临的问题，建议房山区政府吸取河北某地处理群体性职业病案件的经验教训，依法、从速处理职业病案件。
　　该报告对推动房山区煤矿群体性职业病事件的解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后的解决方案几乎悉数采纳了义联的建议。
　　2010年7月14日，北京市委政法委召开房山区群体性案件专题会，要求房山区委、区政府牵头，市有关部门积极配合，“高度重视、依法处理、稳妥处置、逐步化解”，做好房山职业病案件处置工作。
　　为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黄乐平充分依托北京市司法局，共向北京市司法局报告及汇报超过20次。同时，义联还向北京市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发送多份报告。黄乐平带领8名律师为解决群体性职业病案件，历时300个工作日，尽心竭力，终于维护了职业病工人的合法权益。
　　截至2011年3月，义联直接帮助212名职业病工人获得了超过2600万元的赔偿，推动超过400名职业病工人获得赔偿超过5000万元。而截至2016年年底，由工伤保险基金及相关企业支付的赔偿累计已经超过两亿元。

以点带面的规模发展模式

　　提起佟丽华，几乎在法律援助公益领域尽人皆知。法律援助基金会与佟丽华担任主任的全国律协法律援助与公益事务委员会（下称法援委员会）的合作模式，开创了以点带面、规模化发展的共赢模式。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启动后，2010年1月8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向法律援助基金会报送《关于实施〈公益彩票基金法律援助项目〉的送商函》，拟将全国律协列入该项目。
　　当年1月13日，法律援助基金会回函同意了全国律协的申请，同意资助山西、陕西等16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在北京、天津、广东等六省市推荐优秀律师事务所办理农民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案件。
　　“全国律协为此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法援委员会负责对接，全国各地有志于法律援助工作的律所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可以经过我们先进行初审，帮助其组织申报材料，开展与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合作。我们和法律援助基金会的这种合作模式，大大提高了对接效率，以点带面，使法律援助机构不管是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得以快速发展。”佟丽华说。
　　此外，佟丽华于2003年创办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2009年7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也开展了与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合作。
　　截至2016年年底，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支持下，通过全国律协法援委员会与法律援助基金会展开合作的公益法律服务专门机构已经发展到41家，法律援助基金会为这些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累计达4948万元。这些法律援助机构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近30万件，涉及近60万人次，办理案件3.8万余件，帮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拿回欠薪以及其他赔偿近6.8亿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以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为例，该中心目前共接待法律咨询71997件，涉及农民工超过20.6万人次，涉及金额5.7亿元以上。通过咨询，律师告诉农民工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和收集证据的技巧，既使保护农民工的法律和政策得以落实，又避免了农民工因为不懂法而陷入一种不利的境地，如避免农民工因为不知道时效限制或不懂得证据保存而致使权利在将来无法得到保护。
　　除了提供法律咨询外，该中心还依托专业、专职律师专门负责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不收取当事人一分钱。为了使更多的农民工获得法律帮助，该中心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援助条件基础上，适当放宽了援助条件，使更多经济困难者可以获得司法的公正。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中心共办结案件10929件，帮助农民工挽回损失超过1.67亿元人民币。

孩子终于有钱上学了

　　2014年12月24日，在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会议室内坐着几名特别的来访者，他们是来自四川巴中的农民工代表。此前，百余名农民工远道从河北省廊坊市来到致诚公益请律师帮助他们要回劳务费，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经过了一审、二审，他们的钱终于拿到手了。年关将至，在返乡之前，他们特别再一次来到了北京，专门来感谢致诚公益的律师们。
　　事情的经过，要从2012年7月说起。2012年7月末，离全国各中小学开学还有一个月，一封名为《追讨100多个农民工工资》的信出现在廊坊市的政府网站上，这封信的作者是来自四川的包工头周忠诚，其手下的100多名农民工在廊坊市的“晓廊坊”项目中被拖欠了400多万元工资。如此一来，由于遭遇欠薪，这些农民工根本无法给在老家读书的孩子寄送学费。
　　在与欠薪公司、廊坊市相关政府部门多次沟通无果后，这些农民工把心一横，决定去北京上访，踏上了漫漫的维权路。
　　几经辗转，这群农民工得知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是专门帮农民工维权的，便找上门来寻求帮助。
　　该中心援助律师听这些农民工讲述完事情经过后，决定帮助这些农民工讨薪。为了还原事情的真相，援助律师先后数次前往廊坊市调查取证。由于本案涉及当事人多、时间间隔长且农民工们法律意识比较薄弱，律师们的证据收集工作进展得格外艰辛。为了更快地帮助这些农民工拿到工资，援助律师和助理们起早贪黑，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核对案件事实、复印案件材料、撰写起诉状、整理证据等，终于在两天之后整理完所有手续。
　　此后，援助律师在庭审中与欠薪方斗智斗勇，终于取得了胜诉。2013年8月20日，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就“晓廊坊”项目劳务合同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支持了原告的全部请求，判令周忠诚、中瑞公司和荣盛公司就拖欠的400余万元工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1月27日，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2014年12月，经过各方的不懈努力，最终经广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回全部案款413万元。为了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农民工给援助律师送来了长达3米的感谢牌匾。其中一位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替孩子谢谢你们，孩子终于有钱上学了。”
　　多年来，正是因为法律援助基金会放开胸怀，与社会各界有志于从事法律援助事业的机构展开合作，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有了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支持，各类法律援助机构才能够快速发展，惠及更多的人群。祝愿中国法律援助事业今后越来越好、越来越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