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公开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下了狠手。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共产党也对边区内部所有的国民党政权展开大驱逐，公开说法是“护送出境”。到1941年春，国民党嵌入边区各地的党政军机构已经全部被驱逐出境。
　　明明是“驱逐”出境，却要称为“护送”出境？
　　这就是“拔钉子”的斗争艺术，给对手留足面子，也把维权斗争保持在合法范围。
　　有趣的是，钉在边区心脏延安的国民党政权肤施县政府也被驱逐，而前县长马豫章却留下升了官，1943年当上地级市延安市的副市长，1944年又升任延安市长。
　　中共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街头的布告全是马豫章县长签署。边保的重要任务，就是对付这肤施县政府。刚从七里铺二期毕业的张吉平和严夫担负这个任务，一人蹲守，一人跟踪，发现县府内部的科长陈恒和会计高冠福可疑。光是从外监控还不够，周兴又派人打入内部。程永和化名陈新到县府投考，意外地被县长马豫章任用为县府录事。
　　原来，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命的马豫章县长，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肤施县处于红区腹地，国民党选任县长时谁也不敢去。马豫章就通过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的关系，主动报名，到延安就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马豫章秘密与边保接上关系。周兴对这个重要内线极其保密，一直由自己单线掌握，别说国民党不知，就连延安的保卫干部也不知这国民党县长原来是自己人。
　　马县长位置重要，周兴设计加强保护。边保副处长许建国亲自接触，争取县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崔翼这个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重回组织，还安插边保的人进保安大队任职，专责保卫马豫章的安全。肤施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是个中统特务，边保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勤务员马英海。高仲谦相信这个没文化的陕北小伙，让他当了中统的交通。
　　县长是共产党员，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县党部交通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的肤施县政权，实际控制在共产党掌中。马豫章这个秘密党员一直没有暴露身份，居然成了共产党团结民主人士的榜样。
　　政权机关全部被驱逐出边区的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并非毫无立锥之地，共产党把邮政局和电信局给留下了。明知邮政局里面有中统特务、电信局里面有军统特务，共产党还是保留这两个局，人民生活需要啊！再加上公路交通未断，延安和西安之间，始终有着“三通”。
　　“三通”有利于人民来往，有利于经贸交换。担心“三通”的，只是保卫机构。每天寄到延安的信件都能用麻袋装，有百姓的家信，有政府的公文，也有密写的文件。每天发到延安的电报，既有明码，也有密码。这些文电之中，当然也有日特和国特的秘密通信。
　　为了侦控特务联络，保安处专门设立一个邮电检查所。包括所长陈石奇，成员高继铨、朱桂芳、雍晋炳、林松、李石生、秦平及勤务员白雪生等九人。电报密码破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邮电检查所只是将电文抄件送给军委二局处理。军委二局也在电信局附近设有电台，监听无线电通信。
　　信件检查工作量很大。延安来信遍及国内各地，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甚至还有南洋等地的海外来信。大量信件是普通的家信，也有一些邮包中夹有鸦片烟土，国民党驻延安机构发出的信件之中还有很多情报内容。检查所对沦陷区和海外信件逐件检查，对于国统区的来信是重点抽查。检查人员除所长陈石奇社会经验较多、朱桂芳是北师大学生以外，其他的人都很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技术手段也很简单，只有碘酒和苏打水两种化学试剂。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检查所还是有所发现。
　　夹杂烟土的邮件，多是一些鸦片商人寄发，邮包外面标有暗记“戊己”。发现这种标记就查，大大加快检查进度。
　　最为惊心的发现是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夹有密写！出身无锡资本家的华明姐弟来到延安，抗大毕业后被选调为毛泽东的秘书。华明的父亲非常疼爱孩子，经常寄信到延安，信中内容都是商人口吻，可信件空白处居然有密写！检查站分析无锡信件的密写内容，并无特务活动迹象。但华明还是被调离毛泽东身边，到边区公路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华明曾任鞍钢厂长。
　　除了邮电检查以外，保安处还对国民党控制的邮政局、电信局展开内线侦察。梁济父亲有个同学是邮政局最老的信差，通过这个关系，邮政局长把梁济推荐给电信局长。梁济从电信局内部查清，延安邮政局的局长是中统特务，军统在抗战爆发后借口军邮改组，把电信主要干部换成军统特务。
　　国民党控制的部门也不是铁板一块。邮政局中的一个年轻学员，主动辞职去抗大上学，电信局中也有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在上海有个国际电台，早已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渗入。杨联宗在国际电台工作时，由傅英豪秘密发展入党，调到延安电信局任报务主任，又与保安处接上关系。掌握实情后，保安处将特务局长李钧秘密逮捕，突击审讯，争取其为边保提供情报。又先后将业务员王乐、邮局王局长、徐邮务争取为内线。检查站的秦平秘密与内线接头，定期拿到电信局全部发报底稿的抄件，再交给破译部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陕西调统室邮寄边区的内部文件和特工文件，纷纷落入边保手中。
　　这样，国民党留在延安的邮政局、电信局，非但没有为国民党完成情报据点的任务，反而成了共产党获取情报的渠道。
　　插在心头的钉子全部拔除,毛泽东这时才可以舒心通气地发号施令。
　　民主与法治并进。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年底，在边区保安处之下又设立五个保安分处，调派得力干部到各分处加强工作。关中分处处长汪锋，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委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处长于桑，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陇东分处处长赵苍璧，后任边保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公安部部长。三边分处处长赵文献、副处长邓国忠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绥德分处处长刘子义、副处长布鲁后任松江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长、新中国成立初接管广州。
　　除专门机关外，边区上下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的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空前复杂，以前是你死我活，现在却是合作中有斗争、斗争中有合作。毛泽东这样描述国民党的反共摩擦行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共产党的对抗手段，则是以隐蔽斗争配合政治斗争。运用隐蔽手段获取破敌情报，再通过合法手段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这种战法，堪称现代色彩的舆论战和法律战了。
　　陕北是块风水宝地。
　　风水宝地谁都要争，共产党在延安能不能坐稳,还是个问题。建设根据地同打仗有所不同。打仗，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政权；建设根据地，目标却是搞定自己的政权。共产党好不容易控制陕甘宁这一大块地盘，万万不能再受老蒋的暗害，当先要务自然是维护政权的稳定。
解决了“双重政权”，确立了人民政权，共产党终于登上合法执政的大舞台。
　　上台之后就要施展拳脚，西北以至全国的民众都在观看你的演出。
　　缺乏执政经验的中共西北局，能不能经营好陕甘宁边区这个地方呢？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