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解释24条” 背景下的夫妻债务案何以居高不下？

　　编者按这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都是离婚者。离婚之后，突然被告知前夫或者前妻欠下巨额债务，要求另一方还钱。
　　他们称自己是“婚姻法解释24条受害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依照这一条款，他们被法院裁决需为前夫（前妻）的举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数据，由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频发，援引“婚姻法解释24条”判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案件大量爆发。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高达8万余件，2016年更是猛增至14.1万余件。
　　这个曾经被赋予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打击夫妻利用离婚避债现象重任的条款，因屡屡“误伤”婚姻关系中无辜的另一方，饱受各方诟病。从2014年起，每年两会，都有诸多人大代表和委员呼吁修正“婚姻法解释24条”。
　　作为社会关切的回应，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28日公布了对“婚姻法解释24条”的补充规定，在原有“24条”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条款：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补充规定并未降低法律界人士对“婚姻法解释24条”的争议。如何重构夫妻共同债务正义规则，考验着法律的智慧，更体现着司法机关直面民生疾苦、坚持司法为民的担当。

　　2015年8月24日，对王锦兰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还没有走出离婚阴影的王锦兰突然接到法院的传票，因前夫向人借过300多万元，她成了欠人钱财的被告。
　　29岁的王锦兰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又不知情，也没花他借来的钱，官司一定赢啊！”她甚至没有出庭，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了律师。
　　判决书下来，她傻眼了。法院判决她败诉，需要共同负担债务。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下称“婚姻法解释24条”）。
　　这个司法解释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婚姻法解释24条”字数不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也就是说，如果配偶背着自己在外面打借条，纵然自己不知情，法律也可能因为夫妻关系而让她承担责任。
　　2016年入夏，王锦兰在新浪微博现身说法，倾诉遭遇“婚姻法解释24条”后自己的不公，引来650万点击率的关注。面对记者，她坦言：最荒诞的是她的前婆婆也因为“婚姻法解释24条”被迫背负巨额债务。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进入一个叫做“24条公益群”的微信群里，王锦兰才发现，原来因“婚姻法解释24条”遭遇司法不公的人大有人在，而且遭遇的悲惨和离奇程度同样“狗血”。
　　温州一位法官使用“婚姻法解释24条”宣判过他人后，自己却因“婚姻法解释24条”败诉，搬进了800元月租的民房里；天津一位妻子因为丈夫赌博留下巨额赌债，被迫卷入三起民间借贷纠纷，两家法院同时审理，一败两胜，两家法院作出完全相反的判决……

同病相怜的“24条公益群”群友

　　“24条公益群”群里与王锦兰同病相怜的，包括公务员、教师、记者、国企员工⋯⋯他们的共同遭遇显而易见：因为“24条”而被动负债，官司缠身，工资账户被冻结，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负债从几万元到千万元不等。
　　54岁的公务员张兰在“24条公益群”发言不多。但是她的遭遇让人唏嘘不已。眼看就要退休了，却莫名卷入一场涉案标的高达670万元的借款纠纷。
　　她曾经无数次畅想过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把年轻时没去过的地方都走一走，或者，女儿也该结婚生子了，要帮她带带孩子⋯⋯然而，这一切，在2014年全部成为泡影。
　　直到接到法院一审判决书后，张兰才辗转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早已处于分居状态的丈夫，几年前去安徽六安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典当行，以个人名义借贷670多万元。生意失败后，丈夫消失不见，张兰作为配偶被债权人起诉。
　　这个案子的一审，张兰并不知情。“缺席审判的结果是，我败诉并需要承担一笔近百万元的债务，依据的法律条文就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 悲愤又绝望的张兰向六安市中院提起上诉，仍以“24条”为依据维持原判。
　　张兰的悲惨遭遇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随后，将她作为债务人提起诉讼的案件越来越多。2014年11月，张兰与前夫协商解除婚姻关系，但所有的债务都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张兰无法回避：“如果全部败诉，意味着我不光一无所有，甚至连将来的生活都无法维持。”
　　张兰粗略地算了算，这些以她为被告提起诉讼的案件的标的总额高达500万元。可能发生的500多万元债务，犹如悬在心头的一把利剑，严重影响着她的生活，甚至波及她年近30岁的女儿。
　　张兰目前居住的房产已被法院冻结，要债的常常堵在家门口。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明确表示，不再考虑婚姻，“我知道，她是被我的事搞怕了，对婚姻充满了恐惧”。
　　另一名“被负债者”蔡明是一名有20多年教龄的幼儿园教师。2014年2月，她与丈夫因感情不和而离婚。然而离婚不到两个月，她便被法院传票包围了：丈夫背着她借了数百万元，如今债权人起诉她为共同责任人。
　　蔡明回忆，站在被告席上的感觉是“悲愤又屈辱”。开庭之前，她坚信法律是公平的：谁借的钱，谁还。可结果让她失望了。
　　根据“婚姻法解释24条”，蔡明被判需偿还的债务高达800多万元。她没有能力还上任何一笔，连二审的上诉费都屡次申请缓交。于是她被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这意味着她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不能做一切与信用相关的活动。“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却要承担惩罚。”

1130调查者遭遇“婚姻法解释24条”

　　“24条公益群”成立不到一年，便已有460名成员。从去年5月起，发起人彭云和李秀萍开始对中国“婚姻法解释24条”“受害者”开展实名问卷调查。如今，调查已完成四轮，截至2017年3月20日，回收问卷1378份，剔除119名暂未涉案潜在“受害者”答卷及129份可能存疑答卷后，回收涉案有效答卷1130份，分别来自除青海、西藏以外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是，“被负债者”并非如事前预料的都是低学历者或家庭主妇，在涉案恶意举债发生时，86.6%的“受害人”都有稳定工作及收入，75.9%的“受害人”受过高等教育，硕士以上（含博士）高学历者占比5.8%。“受害者”中，不乏大学教授、人大代表、律师、公司高管、外企白领等高级知识分子和高收入者。
　　“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社会中坚阶层，不是一般刻板定型印象理解的秦香莲、李雪莲、祥林嫂形象，恰恰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李秀萍分析说。
　　1130名“受害者”中，有700名“受害者”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对700名“受害者”执行状况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59.9%的“受害者”已被（或将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56.3%的“受害者”离婚后个人工资已被（或将被）执行；48.6%的“受害者”婚内房产（甚至唯一住房）或车辆被查封或执行；18.9%的“受害者”个人婚前房产（甚至唯一住房）或车辆被查封或执行。更有甚者，5.3%的“受害者”因为被莫名连带，还在执行过程中遭遇拘留。
　　这些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一段婚姻毁了我前半辈子，一个判决又毁了后半辈子。
　　江西姑娘余小天的生活便经历了这样从天堂到地狱的转变。她今年32岁，金融学海归硕士，娘家资产殷实，唯独婚姻太过轻率。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她甚至不知道丈夫老家在哪里、家里几口人。2014年，她离了婚，换来的是接连不断的传票和起诉。她本来是个拥有两幢别墅、多处房产的“白富美”，转身就变成了负债2000多万元的“白负美”。
　　但她最无法承受的，是周遭不明就里的指点与评论。她辞了工作，换了个城市生活，工资缩水一半，住在三人间的公司宿舍里，每天挤公交，只有周末能喘口气，乘5个小时动车，看看被家人照顾的两个孩子。

“24条公益群”群友的抗争

　　“24条公益群”的群友没有选择坐困愁城。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数据，由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频发，2014年至2016年适用“24条”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大量爆发，2014年和2015年分别高达8万余件和8.9万余件，2016年高达14万余件，案发增长率高达57.3%。此类案件中，夫或妻中的非举债方，往往对借债及其借款去向、下落并不知情。
　　经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数据进行关键词检索、过滤，并对检索结果进一步统计分析，显示2005年至2016年的12年间，全国涉及夫妻共同债务案件递增明显，适用“24条”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总量格外激增。2013年，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由数千件猛增至2.8万余件，2014年急剧增至12万余件，2015年增至13万余件，2016年高达19万余件。
　　在类似案件呈井喷态势高发的当下，在“群”里，大家逐渐形成共识：个案维权毫无意义。也渐渐抱持相似的愿景：即抛弃个案思维，各方合力，推动公益修法，用法律的名义重构家庭债务承担规则。
　　“如果不是有过相似的遭遇，或许极少有人会去主动了解‘24条’”，采访中，李秀萍并不讳言人们对“婚姻法解释24条”关注度之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推动公益修法的决心”。
　　其时，李秀萍的命运正在遭遇暗流。2013年，前夫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欠下300多万元的债务后离开，她负担的利息每天就要500多元。
　　如今，她的工资已被冻结，3个月没有领过一分钱。五道口附近的房子也已经被查封。她还患上了甲状腺恶性结节，靠着姐姐借给她的钱度日。
　　然而，在一件事情上她不怕花钱。为了去游说更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她的包里总装着100多页批评“婚姻法解释24条”的材料。重要的部分都被打成了彩色。
　　她不断告诉群友，要推动“修法”靠的只能是“笨拙的精神”，没有捷径，也没有“蛋糕”可分，“因为‘蛋糕’本身就不存在”。
在李秀萍的带领下，群友们已经开始为之努力——在微博发表文章、寻求媒体记者的关注、做调查问卷、收集数据、集纳法律专家的观点⋯⋯还有人依然在坚持给法院的法官邮寄自己手写的信件，告诉他们“婚姻法解释24条”的危害。其中一位寄信人的工资已经被法院“执行”，从1000多元的生活费中拿出钱寄信，两年寄出1000多封，最多的一天寄出了120多封。
　　这是人在被毁灭时最卑微的表达，拒绝向命运投降的姿态，虽然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但至少表示他们没有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