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第五章“双重政权”
——确立人民政权的巧妙手法

　　27岁的习仲勋，遇到空前复杂的紧急情况：旬邑打起来了！
　　正在延安开会的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日夜兼程赶回马家堡现场指挥。被迫撤出旬邑县城的保安营官兵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立即调集兵马反击国民党！
　　事件是对方挑起的，我方自卫还击完全在情理之中。可是，敌众我寡，武力反击吃亏更大。
　　怎么办？打还是不打？
　　这个决心要由习仲勋下，习仲勋是地委书记兼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军政重任一肩挑。年轻的习仲勋，要求自己冷静再冷静。这旬邑事件并非一个孤立的小事件，背后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大阴谋⋯⋯

1.旬邑事件

　　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合法政权，这是中共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局面。
　　新局下面仍有隐忧——边区内部是双重政权！
　　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为陕甘宁边区划定23个县的范围，还坚持地方官员要由中央政府任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提出边区各级政府应由共产党方面任用，但蒋介石却寸权不让。久争不下，双方都自行任命，于是边区各县都出现了“双重政权”。
　　延安，设有共产党的“延安县政府”。国民党那边又任用一个“肤施县政府”。陇东、绥德等地，本来设有国民党的地区专署、县政府，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以后，共产党也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设立了自己的专署、县政权。这样，边区的许多地方都有两个专员、两个县长、两个县保安队。
　　内战时期虽然也有双重政权的情况，但那时双方阵线分明，不共戴天。国共合作时期的双重政权，却是共处一地，权限交叉。这情形，说“同室操戈”吧，表面上还合作着；说“同床异梦”吧，相异的不光是心思还有施政手段；说“争权夺利”吧，又显得正邪不分。总而言之，这“双重政权”，实在是边区政治的极大隐患。
　　脓包总要出头，隐患早晚出事。最先出事的就是习仲勋的关中地区。
　　1939年年初，原来设在黄河边上的八路军荣校（残伤军人学校），因为前方吃紧，转移到关中地区旬邑县城外的土桥镇。国民党任命的旬邑县长张中堂，立即调集保安队两三千人围攻荣校。习仲勋得到情报，通知荣校及时撤离，转移到旬邑城北的看花宫，避免了一次武装对抗。
　　5月25日，荣校一个给养员出外采买，居然被国民党保安队暗杀了！
　　暗杀抗战军人就是破坏国共合作抗战！荣校学员进城向县政府抗议，那县长张中堂不问情由调集保安队镇压，当场打死残伤军人代表九名！
　　接着张中堂又调集相邻数县的国民党保安队和保六团一营，以优势兵力攻打县城。旬邑县城驻有共产党关中保安司令部的部队，独立一营和荣校一个排抗击七天八夜，被迫撤出，掉队的17名重残人员全部被杀害！
　　紧接着，国民党又调集兵力向关中分区的驻地马家堡进攻，把事态继续扩大。
　　旬邑事件，即将引爆关中大战！
　　关中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的南部，像一个拳头伸向国民党统治的西安地区，老百姓称为“宝葫芦”。胡宗南将其视为威胁西安的心腹之患，称为“囊形地带”。胡宗南早想把共产党的这个拳头斩断，在囊形地带三面设置20万重兵，随时可以动刀切除。现在，胡宗南很可能抓住这个偶发的旬邑事件，将其扩大为关中大战！
　　处于兵家必争之地，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经受巨大的考验。
　　习仲勋虽然只有27岁，却已经是西北地区的老革命。13岁入团，15岁转党，18岁发动两当兵变，21岁就当了陕甘边苏维埃主席。在错误的陕北肃反中，习仲勋也是被关押审查的主要人物，幸而被中央解救。习仲勋富于对国民党斗争的经验，又是富平人，熟悉关中情况，于是被派到关中前线挂帅。习仲勋的分区驻地，还隐藏着一个陕西省委，领导西安国统区的地下工作。
　　关中人民遭受国民党多年压迫，现在好不容易建立了人民政权，国民党又要反攻倒算？关中军民纷纷要求武力反击，一场大规模的国共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一把手习仲勋始终保持冷静。武力反击很解气，但是肯定要吃亏，关中分区的武装只有三个营，而对方是几个团。习仲勋分析，对方正是想要以我们动武为借口，制造更大的摩擦，乘机拿下宝葫芦。习仲勋说服部队保持克制，同时分别做国民党保安团的工作，分化对方。
　　党中央得知关中情况，立即采取对策。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从延安发出急电，向陕西省长提出抗议；同时通电全国，抗议顽固派残杀抗日伤残人员。
　　反摩擦斗争，成了关中的急迫任务，也是中共中央面对的新课题。处于斗争前线的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关于关中分区的反摩擦问题》的专题报告，分析了对手进攻的三大特点，提出了应对的策略。
　　习仲勋的冷静应对是有道理的。旬邑事件背后是关中地域，关中背后是陕甘宁边区，国民党正在下一盘大棋。
　　1938年年初刚刚达成国共合作，年底蒋介石的心思就变了。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限制异党活动”，确定政治溶共的方针。
　　这个会还没有开，隐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科的沈安娜，就将会议草稿上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延安的毛泽东敏锐判断：国民党的新动向是对外妥协、对内摩擦。
　　“摩擦”，这个物理学词，用于此刻的国共关系却是十分贴切。不是融洽的“相容”，也不是剧烈的“冲撞”，而是在共处中一点一点将对方“磨掉”。这个词用于政治，也许是毛泽东的创造，这种行为用于政治，却是蒋介石的发明。
　　进入1939年，摩擦行为在各地不断出现。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乘晋察冀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之机，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在深县杀害八路军官兵400多人。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出兵包围湖南平江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
　　8月1日，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中共中央发出反摩擦斗争的号召。毛泽东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伯承率部反击，歼灭张荫梧所部4500多人。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欧洲的新战事，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向亲德的蒋介石见机起意，召开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以军事反共方针代替以前的政治溶共方针。
　　国民党方面图谋的重点，当然是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
　　延安西边的陇东分区也频频告急。
　　1939年4月，国民党西峰公署扣押共产党人员10名，共产党方面的三八五旅也扣押国民党区长以示警告。双方不断扣人报复，国民党一六五师出动围困镇原县城。不久，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胁迫共产党驻军撤出，共产党方面的二营不予置理，方振武就调集部队进攻。激战两天，二营将方振武包围在城中的一幢楼内，国民党将二营包围在宁县城内，包围套包围，双方相持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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