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单项表决”，正当其时

　　立法争议频繁发生，立法博弈日趋激烈，乃是近年来各级人大立法的显著特征。这是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深化改革的时代语境下，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必然体现。由此带来的突出问题是，一些立法案因个别条款存在重大分歧或因久拖不决多年“难产”，甚至搁置过久而险成“废案”，或在激辩声中勉强出台，而争议仍然经久不息。
　　这样的现实，折射了立法民主与立法效率之间的深刻矛盾。诸多立法争议固然可以通过凝聚社会共识得以解决，但民意诉求纷繁、利益博弈纠结的社会生态，决定了不少立法分歧并不能完全消解。在此背景下，表决作为立法最后关口，就愈加突显出程序民主的终极价值。长期以来，对立法案进行整体表决是人大立法一以贯之的方式，在意见较为一致的情形下，自然能充分发挥高效立法的优势。但一旦个别条款遭遇重大分歧，作为民意代表的表决者势必陷入两难境地，或顾全大局而被迫妥协，或坚持异议而割爱全篇，其实质都是遮蔽了真实民意的表达，拉低了立法民主的水准。现实中，无论是个别争议性条款拖累整部立法案，还是一些立法带病出台，都暴露了单纯以整体表决方式决定立法命运的局限。
　　有效的策略是改革人大立法的表决制度，引入单项表决程序。当立法案的重要条款发生较大争议时，以逐一分项的方式，对其先予表决，并据此对争议性条款作出取舍，再付诸整体表决。如此，既能提前解决立法分歧、保证立法博弈更为充分，又能最大程度尊重民意，使立法民主真正深入细节层面。尤其是，与偏重效率的整体表决相比，单项表决能在兼顾效率的同时实现民主的最大化，进而合理平衡两者的内在冲突，推进立法质量的提升。
　　事实上，自1990年上海市人大率先规定单项表决机制后，截至2014年，已有14个省级人大和8个较大市人大在立法规则中设计了这一程序，此后这一数据还在持续增加。尤其是立法法2015年修改后正式确立了单项表决机制，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改革的一大亮点。但在现实中，除了2006年湖北省人大曾率先试水外，单项表决实践几成孤例，并未普遍运用于各级人大立法。
　　兼具民主与效率价值的“单项表决”制度创新，为何几乎处于休眠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源自传统立法观念的阻碍。多年来，“高票通过”“意见统一”通常被视为立法成功的重要标志，立法争议往往倾向于通过内部协调、沟通、解释等方式予以解决，而不愿“冒险”于公开票决程序。“协调式民主”模式固然符合我国的政治传统，也能有效消除一些立法分歧，但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对其过度倚重乃至一味固守，不仅将支付牺牲立法效率的代价，更难免削弱立法民主之虞。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在国家立法和不少地方立法领域，单项表决已经确立为法定机制，却缺乏细节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如何定义“争议较大”“重要条款”等概念，以合理划定适用单项表决的边界？再比如，对整部立法案具有核心意义的条款一旦被单项否决，究竟是删除后继续表决还是搁置留待再审？诸如此类的关键问题，都缺乏统一清晰的标准，这就难免使单项表决陷入难以启动、无法操作的困境。
　　正因此，要使单项表决不再休眠于制度层面，就必须冲破传统立法观念的束缚，走出重“协调”轻民主、重“稳妥”轻效率的认识误区。同时，应当综合考量人大会期、代表非专职性等客观现实，针对单项表决程序的提出主体、启动决定、议决规则、结果处理等基本环节，尽快设计出明晰具体的操作细则，以有效激活单项表决程序，使之真正成为弥补整体表决不足的现实路径。
　　尤其是，随着当下各领域改革不断推向纵深，立法正面临着任务重、难度大等日趋严峻的压力，无论是时不我待的改革形势，还是“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法治原则，都不容许多立法再经受以往“十年磨一剑”乃至数十年“难产”的拖宕，而是必须及时为国家改革和公共治理提供制度资源。在此背景下，以单项表决机制破解立法争议、加快立法进程的时代需求可谓极为强烈。唤醒单项表决乃至推动其走向常态化，为立法实践注入更多的民主精神和效率活力，进而塑造立法的崭新风貌，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