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浦琼英是这个班文化程度最高的大学生，父亲是云南的火腿大王，姐妹三人一起来到延安都在保安处工作。姐姐浦石英的丈夫罗绍华告诉边保干部秦平，浦琼英尚无恋爱对象。秦平赶紧向周兴汇报。没几天，邓小平又来了一趟。过不久，周兴找浦琼英谈话，把浦琼英调去中央社会部工作。
　　组织上介绍浦琼英与邓小平结识，起初浦琼英并不乐意。在一期班中，浦琼英、吕璜、邓涛三个女生分外要好，曾被领导批评搞小集团。吕璜知道，动员浦琼英和邓小平谈恋爱，组织上施加了压力！
　　这个浦琼英就是卓琳。对于这段婚姻，卓琳在一篇回忆周兴的文章中提到：“作为一名公安战线的新兵，对于部门的最高领导，我们只知其人而并不相识。记得有一天，周兴同志找我谈话。我报告后进去，第一次见到久仰盛名的领导。一眼窑洞中，简朴的办公用具，简朴的衣着，一切都是延安那种既熟悉又普通的风格。周兴同志问了我的情况，告诉我要调我到保卫部门工作。谈话简练、明确而亲切。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周兴同志，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谈话和对我的调动，对我未来的生活竟然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到了党中央的保卫部门后，我认识了小平同志，并最后与他结成终生伴侣。可以说，在众多热情关心小平同志的人中，周兴同志也是一位积极分子。”
　　卓琳与邓小平定情后，还在延安城里请了一次客，出席的都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和检查站同事，吃饭地点是新市场的一个小饭馆，主菜陕西地方风味，将面粉、猪油、鸡蛋、白糖打在一起，吃起来甜软滑腻，既不沾碗也不沾筷还不沾牙，俗称“三不沾”！
　　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在女方的工作地点举行，共同举办婚礼的一对孔原和许明都是中社部同事，许明还是七里铺一期卓琳的同学。
　　卓琳的运气很好。邓小平这个老干部，不但有很老的革命经历，而且还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邓小平的眼光很准，卓琳从此伴随邓小平一生。女儿毛毛写道，邓小平躲过“文革”冲击的法宝就是和家人在一起。
　　保安处训练班的女生人才出众，不止邓小平到这里择偶，作家刘白羽、周立波，保卫干部孔原、汪金祥、谭政文都从中找到终生伴侣。
　　这种由组织介绍的婚姻，似乎干涉了个人自由。可是当年，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白区工作，有“住机关”之说。为了掩护身份，男女地下共产党员，由组织安排，假扮夫妻住在一起。日久生情，假夫妻往往变成真夫妻。可是，工作需要分开时，真夫妻又要分离。有对干部住机关四年都保持独身，到延安重逢后才真正结合。当时，这种结合与分离，都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无所谓结婚和离婚。“文化大革命”斗争白区老干部，说这个有三个老婆，那个有五个老婆，其实都是这种“住机关”，并非喜新厌旧。苏区干部的婚姻，也难能全由自己做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苏区后，没有夫妻生活，到处追女人，组织上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妻子。战争年代，生死存亡第一，爱情与婚姻都要有所服从。
　　其实，组织安排的婚姻，前途未必不好。邓小平与卓琳就度过幸福的一生。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倒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并未接受保卫部门的意见，反而铸成毛泽东晚年的极大不幸。
　　七里铺第二期于1939年2月开始，11月结业。这期学员有王林、侯良、严夫、杜定华、杨岗、伊里、张季平、薛光、乔庄、郝苏等二十几人。虽然都是党员，却颇有几个出身地主官僚家庭。
　　这期学员全是男生，而且上来就学一个月日语。按计划，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占领区。派往敌后的间谍，都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这样，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条件。这也说明，为什么第一期学员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经过审查的学员仍然会出问题。开学不久，一个姓马的就跑了。后来，又有紫军被国民党特务拉拢。
　　保安处便衣队长赵苍璧，被调来担任七里铺二期训练班的班主任。二期的课程更加专业，长期在敌后工作的八路军保卫部长吴改之，教授如何密写。密码破译专家曾希圣教授情报分析，使用密码有“依位法”“漏格法”。留学德国和俄国的刘鼎教授收发报技术，甚至还有投毒、放毒、防毒、解毒！
　　最有意思的是实习，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化装卖菜小贩，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一看这人就不像商贩。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保卫机关才弄清都是自己人。
　　这期学员也出了不少干部。王林在延安曾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后任北京市民政局长，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严夫、张季平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杨岗后任四川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公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公安厅长，郝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那时的学员，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高官重职，入学时立下誓言，做革命的情报保卫人员，把生命献给党。
　　一期学员毛培春，离开共产党的训练班，进了国民党的训练班。毛培春化名进入军统的兰训班，又受军统派遣侦察共产党，成为打入敌特内部的双重间谍。杨黄霖出自江苏淮安的大户家庭，母亲肖禹、堂兄杨述、大哥杨道生都是共产党员，现在却要扮做学徒，侦察一个日本理发匠特务。
　　二期学员郝苏，学习还没有毕业就不见了。郝苏和薛克明两人骑着一匹马去遥远的陇东，薛克明当保安科秘书，郝苏奉命当秘干，潜往国统区西峰镇。
　　三期学员黄彬毕业后被分到军委二局，学习无线电收发与密码破译技术，从此走上秘密机要工作。
　　三十里铺训练班本来就为了补充地方干部，学员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县保安科工作。七里铺的学员本来打算都派往敌区，后来形势变化，也大多留在边保任职。二期的伊里做了保安处秘书。侯波、宋凝等学员年纪太小，还被送到延安中学读书。侯波中学毕业后做过保安处收发，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了大量中共领袖的照片。
　　无论中社部还是保安处，从学员成分看，起初多数是老保卫、红军干部和白区地下党。渐渐有了新入党的知识青年，延安人称三八式。

何谓“三八式干部”？

　　了解中共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共有这样一批干部，他们大多在1938年前后的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大多是知识分子成分。中共干部论资历，一般按革命阶段分期，第一批是1921年至1923年的建党干部，第二批是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的大革命干部，第三批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的红军干部，第四批抗日干部，最有名的称号就是“三八式”。
　　“三八式”的得名，确实和抗日战争相关。日军有一种步枪，子弹能够射穿八桶水。八路军战士对这种战利品爱之如宝，以其定型年份明治三十八年，称为“三八大盖”。三八式步枪厉害，三八式干部更厉害。建党干部和大革命干部素质虽高，人数却少；红军干部阶级立场坚定，但文化水平偏低；三八式干部则数量大、文化高，恰恰弥补前两者的缺欠。1938年参加革命二十来岁，194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来岁，三八式与红军式两股力量密切协同，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骨干队伍。
　　中共向来重视情报保卫系统的干部配备，高层领导送苏联培训，骨干成员强调工人成分。邓发是海员出身，周兴、欧阳毅、陈复生、谢滋群等人都是手工业工人出身。可是，组织成分纯而又纯，并没有保证不出顾顺章那样的叛徒，并没有保证不犯李韶九那样的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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