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如何领导情报保卫机关？
　　中共在1927年成立并在1937年重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都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无疑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人。可是，周恩来从未担任过中共的最高领导。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毛泽东任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刘少奇任中央反内奸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德任八路军保卫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分工负责中央交通局。这表明，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于情报、保卫工作，不像苏联和国民党那样由最高领袖一人专断，而是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在各地各部队成立军委分会或军政委员会的体制，缩小政治委员的职权，扩大委员会的权力，实行事实上的集体领导。1938年10月23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作出《关于军队中锄奸工作及组织条例的决定》，明确军队各级锄奸部门是该级政治机关的一个工作部门，受同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直接领导，上下级锄奸部门为业务指导关系。这就改变了红军时期实行的保卫局垂直领导的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9年8月25日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这就意味，中共的保卫工作，正式实行党的集体领导。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则要接受三重领导——中社部、西北局、边区政府。
　　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都对保安处有意见：内战时期养成的特殊习惯，到了延安还在延续。保安处的工作网遍布党政军机关，还有自己的保安武装，一些保卫干部并不尊重同级党委与政府领导。一个县只有三匹乘马，县委书记一匹，县长一匹，还有一匹就是保安科长骑，号称“三驾马车”！周兴这边也有意见。保安处长周兴只是西北局委员，迟迟不能进常委。保安处有武装、有电台，都是工作需要，特殊的工作当然要有些特殊权力。
　　鉴于内战时期的肃反错误，保卫机关在历史上过高的地位不可避免地下降着。1942年12月，周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检讨保卫部门闹独立性的问题，“天大地大独立系统最大”。会议明确：保安科是政府的一个科，又是党委的一个部；调动任免保卫干部要经过党委、政府商量同意；保安科逮捕人犯、没收违禁物品要经县长核准；保安科上报文件要同时报书记、县长一份；保安科长的生活待遇与其他科长相同，不得另吃小灶。保安科长出门骑马带警卫员，如因工作特别需要，要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如非工作需要，则不必骑马带人。
　　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时期，十分重视学习苏联经验，周恩来曾经参观苏联的有关机构，顾顺章、陈赓、邓发等人还受过苏联培训。延安整顿情报保卫机构，也相当重视国际经验，还先后把从苏联归来的毛诚、师哲派到边保加强工作。但是，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从创建伊始就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还逐步形成与苏联不同的体系。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都在进行情报保卫工作的改革。国民党的改变体现在级别提升上，而工作实效却有升有降。连中统的主要负责人徐恩曾都说：“此后的对共战斗，无论就形式、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一阶段了。”
　　共产党这边，从形式上看，保卫系统的地位有所下降，避免了重犯颠覆性错误，工作效能却在上升。
　　延安的改革是全面的探索和实践，既有保卫这种特殊工作的变革，也有一般工作的全面变革。中共的多项工作，包括情报保卫工作领导体制的变化，都显出不同于苏联做法的中国特色。这种摆脱教条主义的倾向，应该是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2．军统有个“死间班”

　　在合作的局面下如何对付共产党，这对国民党的机关也是个新课题。军统多次调整针对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特工部署。1934年成立陕西站，1935年又成立西北区。这个庞大的西北区下设五个省站,统管对陕甘苏区的特工。1936年西安事变摧垮了军统西北区，之后的国共合作又使军统不好大肆活动，于是军统就隐身在西安行营天水行营中开展工作，后来又分设晋陕区和西北区，两路夹攻陕甘宁边区。
　　中国没有特工学校，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通过举办特训班来培养特工。
　　军统特训班1938年开学，对外称“特警班”。各班以地名冠名，湖南醴陵的陵训班、贵州黔阳的黔训班、贵州息烽的息训班、四川重庆的渝训班、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福建建欧的东南特训班等，先后毕业学生近两万人，有些分配到沦陷区做抗日谍报工作，有些分配到国统区以警务等公开身份掩护做特务工作，有的留在军统本部工作，最危险的是派到共产党根据地潜伏，圈内称为“死间”！
　　国民党特务的主要任务是反共，因此，办班也特别注意培养一批能够打入共产党的特工。国共合作之前，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内设立一个“特警训练班”，培训了五六十人，其中薛志祥等几个人混进苏区，但无法扎根，不久就撤出了。还是共产党的叛徒有办法，逃出延安的张国焘，在重庆向戴笠提出一个建议：共产党正在大力招收知识分子，国民党打入就应从培训青年学生入手。于是，军统开始重视吸收青年学生加入特训班。
　　怎么打入延安，是这些特训班的主要课题。戴笠指示，凡是去过延安的特务，都要撰写一份“怎么打入边区”的文字材料，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打入办法。军统的基本特务之中，去过延安的有秦某、赖国民、沈之岳等人。沈之岳先后去过两三次，在抗大还加入了共产党，在军统中大为走红。
　　军统西北区派往延安的特务，大多是兰州训练班的学员。兰训班有谍报系、警政系、电政系、外事系、边疆系、军事系，前后培训五期，毕业学员两千多人，培训目的就是打入陕甘宁边区。这些特务进入边区并不很难，但是电台带不进去，发展组织和搞破坏活动就更难。榆林站的学员打入延安之后都被捕获，而且公开送回国统区，弄得戴笠十分尴尬。戴笠不知，兰训班难以成功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边保派出的毛培春早已打入兰训班成为内线，那些同学早就被揭发了！
　　直到有了汉训班，军统才真正打进了陕甘宁边区。
　　1938年4月，军统局刚刚升格，戴笠就指示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程慕颐一向做对共工作，曾打入一个江苏地委组织。这次接受重大任务，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1939年9月又迁到边区附近的汉中，圈内代称“汉训班”。汉训班是“死间”培训班，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益的程慕颐副主任负责。程慕颐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国栋）负责。政治教官朱增福（朱国才）曾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主讲“中共问题”。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人，先后在兰训班第一期和汉训班第一期受训，后来成为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曾经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军事教官王绍文是兰训班的高材生，负责射击等军事训练。汉训班还自己培养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祁希贤、六期的李昌盛，毕业之后均升任教官。
　　在军统系统，这个汉训班不像临澧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是，打入边区却最成功。得知边保注重审查外来人员，程慕颐招收学员就特别注意选择陕甘宁边区当地的知识青年。汉训班招收平凉、榆林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培训后放回老家，以本地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而后通过组织分配进入中共组织。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