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连载之十四

延安秘密战

-- ——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

第四章  知青特训班
——全局工作和特殊工作都在大变革

  1938年,中国西部的陕西省,两个“特训班”秘密开业:陕南汉中郊外陈家营子,一个大宅院门口站着持枪卫兵……陕北延安郊外七里铺,山沟里来了一伙年轻人……
  不约而同,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秘密举办培训情报侦察人员的特务训练班。而且,两个特训班的学员都是知识青年。特务,常常选自军人或警察,这一次为何重视知识青年呢?
  两党的特训班又有一点不同: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军统特训班的学员都来自一地——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特训班呢,学员却来自全国各地。这说明,这两个特训班,各有不同的秘密使命……

 

1.从“三驾马车”到“双重领导”

  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向国际民族斗争,这公开斗争的巨大转变,不可避免地带来隐蔽斗争的新情况。过去的国内敌人变为合作伙伴,过去不熟悉的外国间谍成为主要对手,国共两党的特务机关都遇到了空前复杂的情况。适应新情况,就得变革自身。国共两党开始新的竞争,谁能率先实现特务系统的大变革?
  主要用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始担心失业问题。就连特务头子徐恩曾也有些蒙,还能不能搞共产党了?徐恩曾回忆录写道:“国共酝酿妥协,我的业务逐渐停顿下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日本侵华战事发生,国共再度实行携手,我便完全放弃了对共产党战斗的任务,而转移到配合对日作战方面。不过,这一改变,为期甚暂,不久之后,随着国共纠纷逐渐增加,又重新挑起这副担子。只是那时的形势已变,此后的对共战斗,无论就形式、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一阶段了。”
  从徐恩曾的回忆可以看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在适应新的形势,也在改。1935年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有两个处级机构:中央党部有个“党务调查处”,专职镇压共产党;军委有个“特务处”,从事情报和暗杀等行动工作。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特务处”合并为一局二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一处徐恩曾,二处戴笠。谁能料到,1938年4月,蒋介石将特务机构升格了!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一处既扩大又改隶,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这个局编在中央党务系统,简称“中统”。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这个局还是编在军队系统,简称“军统”。“中统”“军统”,这两个横行华夏人人侧目的特务组织,就此登台!
  蒋委员长直接领导中统和军统这两个局,亲自嘱咐:“日本不过是疥癣之患,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原来,国民党的对共方针并非化敌为友,而是变军事打击为特务破坏。
  国民党大干快上,中共怎么办?
  那是1939年9月3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召开边区保卫工作人员大会,主持人周兴特地请毛泽东到会讲话。毛泽东这天兴致勃勃,一进周兴的窑洞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前两天,德国把欧洲的侵略战火烧到波兰。毛泽东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战事的扩大,必将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保安处小礼堂,毛泽东详细讲述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保安处的干部大多工作在偏僻的农村地区,能够听到毛泽东的讲演十分入神。会场有个长方桌,毛泽东坐在一端讲话,保安处文书科长邹优瑜就在旁边记录。
  毛泽东讲演中关于保卫工作的主题是:“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与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的关系”。毛泽东说,做特殊工作的人,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不懂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就不懂一般规律,就会成为盲目的技术工作者,就不能把握政治方向,不能运用党的策略同敌人斗争。不懂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就是空头政治家,不能做好本身的工作。因此,一个合格的优秀保卫工作者,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同时精通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
  显然,毛泽东将他正在研究总结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对保卫工作的认识。而他辩证地阐述保卫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明确的针对性。既批评了将保卫工作简单化、神秘化的做法,也强调了保卫工作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抓点带面,毛泽东亲自到西北局社会部来,也是在探讨全党保卫工作的改革啊。毛泽东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全场鸦雀无声。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一次系统论述保卫工作。周兴当即指示,把这份重要讲话的记录存档。解放战争时期,保安处转移,大量档案被销毁,少量档案被敌人挖走,这份记录稿至今没有找到。
  这个期间发出的文件可以使人看到:毛泽东正在对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实行路线调整!1935年的遵义会议纠正军事路线的左倾错误,1938年的六届六中会议纠正政治路线的右倾错误,毛泽东正在逐步调整改革全党各方面工作包括情报保卫工作。
  情报保卫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刀把子”啊!枪杆子固然重要,可那还是用于对外作战。这刀把子,却是负有拱卫内部的重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刀把子里面有领导权!古今中外,无论帝王还是领袖,最高领导都要紧紧把刀把子握在自己的手中。
  国民党那边,无论中统还是军统,凡是特务组织,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准置喙。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是谁呢?实行党的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断独行?
  苏联向来实行首长负责制度,苏联的保卫部门更是独立系统,垂直领导。各级保卫部门都由上级保卫部门垂直领导,最高的保卫部门则由斯大林个人领导。向苏联学习,中共的保卫工作起初也采用独立系统,垂直领导体制。肃反时期,保卫部门的权力更是膨胀到惊人的程度。1933年颁布的《红军暂行法规》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这意味,同级军事首长、同级政治机关乃至同级党委,都要最后服从政治委员一人。这种“政治一长制”,把最高权力集中到个人手中,一旦遇到一个素质很差的领导,或是最高领导出现严重失误,就会导致无法制止的错误倾向。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大批杀害自己同志,甚至杀害高级领导干部,就与这种个人集权制度相关。
  一旦脱离党的集体领导,就会犯下严重错误。刀把子已经不听主人的指挥,甚至砍伤主人的手!痛定思痛,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开始吸取肃反的教训。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之后,开始改变领导体制,其中也包括保卫工作的领导体制。
  西北政治保卫局在1936年7月14日颁布《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工作条例》,规定:“特派员在工作范围内应受同级党、政府、红军部队政委领导。”这是保卫系统首次改变完全的垂直领导体系,首次规定接受同级党政负责人领导。9月20日颁布的《政治保卫局暂行组织纲要》又明确:“政治保卫局是苏维埃政权与一切苏区内部反革命斗争的权力机关,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负责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民族革命利益与保障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和战斗力加强。”这是保卫局条例中首次提出在党的领导之下。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