赡养协议打折，老母怎么办？

或出钱，或出力，签订赡养协议

　　寡居的赵冬有四个孝顺的儿女，她一直和次女孙丽一起生活。进入耄耋之年，老人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而她的两儿两女也一个接着一个升级为祖父母、外祖父母，步入人生晚年，照顾80岁的老母，纵然有心，身体却时不时地闹罢工。这不，2014年年初，一场疾病袭击了次女孙丽，她病倒了。虽经治疗逐渐康复，体力、精力还是大大地打了折扣。此前，对母亲的照料她大包大揽，十几年如一日，从无半句怨言。可如今，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办？只能找哥哥、姐姐、弟弟商量。母亲的赡养问题终于被摆上桌面，孙江、孙红、孙海都知道无法回避，赡养母亲，义不容辞，这个道理他们懂。可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不商量不打紧，一商量隐藏的矛盾便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都有一家老小，把母亲接到家里来，这困难怎么克服呢？协商来，协商去，却是都念自家困难，竟然想不出一个办法。
　　“不如抓阄儿吧，谁抓到了，就由谁赡养母亲。”没有比这更公平、更好的办法了。抓阄儿的结果，孙海成为赡养人。
　　赵冬由次子孙海赡养，不意味着其他三个子女完全靠边站，可以不出力，钱还是要出的。于是，2015年年初，经过一番协商，在亲朋见证下，一纸赡养协议顺利出笼：“关于赵冬的赡养（包括日常生活照顾、生病治疗护理、死后丧事操持、安葬等所有的一切）经孙江、孙红、孙丽、孙海协商一致，签订家庭协议。由孙江、孙红、孙丽三人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各付给孙海2万元。赵冬现有的现金1万元、廉租房1套及其他一切物品均归孙海所有，今后赵冬的赡养全由孙海个人承担，孙江、孙红、孙丽三人均不再尽任何义务，也不再承担一切责任。承担人孙海和赵冬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找其余三人的麻烦。如承担人不幸去世，其余三人依法承担赵冬的赡养责任，另签协议。本协议为家庭最终协议，由各当事方签字生效，具有法律效力，永不反悔。”
　　赡养协议征求了赵冬的意见，得到了赵冬的认可，只因年迈眼花，由在场的侄儿代替其签名后，赵冬才郑重地在名字上捺下手印。孙江因身体有恙未参加，委托女儿在协议上签名捺印，而孙红、孙丽、孙海自始至终全程参加家庭协议的签订仪式，并签名捺印。

有所养，无所安，协议打折

　　赡养协议签订了，不同当事方，感受各不相同。对赵冬来讲，这是余生的保障，房产百年之后归赡养人所有，还有点赠房养老的味道；在孙海看来，这是他承接全部赡养义务的开始，也是此后继承母亲全部遗产的依据；对于孙江、孙红、孙丽而言，更有着特别的意义，母亲还是母亲，不过，从此他们对于母亲再无赡养之责，因为赡养义务，他们已经用货币“买断”。不同的当事方看到不同的协议，协议签订后各方要忠实地予以履行。第二天，孙海开始负责母亲的生活起居，而孙江、孙丽各自将约定的两万元交给孙海，孙红一时困难，也将1.5万元送到孙海手中，母亲自有的1万元，过去由孙江代为保管，孙江也将这笔钱转交给了孙海。
　　赵冬在孙海家开始了新的生活。谁料，在小儿子家才住一个月，说病就病了。躺在病床上，赵冬特别想家，人老了，就喜欢跟家人在一起，虽然儿女们都来探望，可医院里怎么也整不出家的感觉。住了一段时间，病情好转，赵冬强烈要求出院，由孙海接回家里。然而，在家里住得也不愉快。老人有老人的生活习惯，沿袭了几十年根深蒂固，过去与孙丽住，没觉得什么，现在跟孙海一家住在一起，环境变化太大，嘈嘈杂杂，矛盾显现出来，彼此都觉得生活太不方便。
　　“姐，我想把母亲送到老年公寓托养。有专人照顾，有老人唠嗑，比住在家里好……”见母亲过得不快乐，自己更被这摊子事搅得昏头胀脑，孙海找二姐孙丽商量。孙丽跟母亲生活了14年，对母亲的习性更了解，听了孙海的提议，没有反对。于是，孙海和孙丽到县内多家老年公寓考察，选定地方又征得母亲同意，姐弟俩一起，将母亲送到县里一所老年公寓托养，托养费由孙海承担。
　　赡养协议约定母亲由孙海赡养，孙江、孙红、孙丽则以货币买断“赡养”，哪料，孙海也以货币来解决母亲的赡养问题。赡养协议百密一疏，没有对赡养方式作出特别约定，结果孙海擅自将亲自赡养变为公寓托养，这样行吗？这还是对赡养协议的忠实履行吗？好在，去老年公寓，赵冬是同意了的，母亲不反对，孙江、孙红便也保持沉默。
　　赵冬住进老年公寓，如果在这里有所养、有所乐、有所安，未尝不可。但好景不长，一段时间后，赵冬过不惯了，吵闹着要回家，可回哪里？赵冬有自己的想法，四个子女轮流照顾。不得已，孙江、孙红、孙丽、孙海四人又聚到一起，可前有赡养协议，后有母亲要求，中有孙海违约，你一言，我一语，又如何谈得拢。争论了几次，每次都各执一词，只得不欢而散……

赡养能否买断，“孝心”应当兜底吗？

　　“怎么把我送到养老院呢？”赵冬不乐意了，她要回来，可在接母亲回家的事上，两儿两女总扯不到一块儿。等不到儿女们满意的答复，赵冬将四个子女告上法庭，诉请四子女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400元，每人到其住所轮流护理3个月，共同承担医疗费用及护理费用。
2016年12月，湘北某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赡养纠纷案。
　　母亲将自己告上法庭，身为长子的孙江觉得最委屈，他对应诉的准备也最充分。孙江表示，他59岁了，妻子无业，家庭生活相当拮据，但从未拒绝对母亲的赡养，赡养费从每月50元到100元，后来又增加到200元。而且，他也经常看望母亲，生活上的困难都给予及时帮助，现在母亲说他不尽赡养义务，这不符合事实。对于母亲的赡养，他们四子女2015年年初签订了协议，约定由孙海赡养，他和孙红、孙丽则一次性分别给付两万元，协议还在履行期内，并不存在赡养纠纷。赡养协议是要让母亲老有所养，无后顾之忧，是要将母亲放在子女身边赡养，孙海擅自将母亲送到老年公寓，是对协议的违背。只要协议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赡养官司就没有了，孙江不认可母亲的诉讼请求，他坚持弟弟孙海应当根据协议承担赡养之责。
　　相比于孙江的坚持，两个女儿的态度要淡定许多。孙红对于母亲的诉求没有意见，只是述说自己不便，身体不好经常治疗，又与母亲不在同一城市，请求允许雇请保姆照顾。孙丽对于母亲的诉求同样支持，此前母亲一直与她一起生活，相依为命，如今母亲为赡养走上公堂，她只希望能和睦处理赡养事宜。而作为纠纷主角的孙海也在法庭上表态，同意母亲的诉求并服从法院的判决。
　　一个回合下来，各方态度明了，母亲与子女的赡养纠纷悄然间变成兄长与弟妹们的对抗，焦点指向赡养协议的效力。孙江的观点，赡养协议合法有效，他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已经买断，不再承担赡养之责。孙红、孙丽、孙海呢，协议有效无效不去管它，既然母亲要求改变赡养方式，那就听之随之，改变无妨。
　　亲爱的读者：赡养究竟能不能买断？自愿达成的赡养协议该不该忠实履行？
　　（答案见本期）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