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监察体制变革重塑权力新生态

　　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该决定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办法、职责、权限和手段措施等，明确在试点地区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相关法律规定。此举标志着，一场改变国家权力结构的监察体制试点改革，以合乎法律的方式正式启动。
　　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看似悄然启幕，背后的逻辑实则清晰可见。从习近平总书记对监督权的极度重视，到国家监察体系建设出现在高层话语中，再到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将监察机关与政府、司法机关并列，直至前不久中央专门下发改革方案，这一影响深远的试点改革其实酝酿已久、瓜熟蒂落。
　　国家机构的变化，乃是权力结构性的调整。设立监察委员会，绝非简单的机构增设，其根本要义在于坚持以腐败持久性治理为问题导向，以体制改革破除当前权力监督的困境，通过国家权力结构性重组，实现“由治标为主转向以治本为主、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从而为公权力运行营建一个安全的体制生态，从源头上防止权力陷入腐败陷阱。
　　根据我国宪法，全国人大产生的国家机构主要由“一府两院”和中央军委构成。在宪法的权力架构中，检察机关虽然行使法律监督权，但其范围并未明确，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司法实践，这种法律监督权都极为有限，依然被视为国家司法权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监督权被分割嵌入其他权力，其独立统一的地位并不突出。其中，政府系统中有审计和行政监察机构，检察机关中设有反贪机构，党的纪委只对应行政监察机构，监督权设计呈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分散性，使得对公权力的监督容易陷入碎片化困境，造成监督资源分散、效率不高。
　　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之外，对于党政干部的违纪行为、对于非政府体系的其他公职人员，还需要在监督权设计上予以整体考虑。根据相关试点改革决定，监察委员会将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意味着行政监察将从政府系统中剥离出来，成立与政府并列、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职机关。这将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突出监督权的比重，全面提升反腐机构的法律地位，解决权力监督上的机构重叠交叉、资源浪费等问题。试点期间，各级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都将纳入到国家监察之中，从而消除监督对象的“交叉带”和“空白带”。
　　事实上，监察是我国古代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经验。秦朝即在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之后便成为历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历史上以皇权为中心的监察体制，多实行与行政的相对独立与分离，以确保监察权力的独立运作。及至民国时期，孙中山创建“五权宪法”，将监察权确立为五种国家权力之一。追根溯源，当下监察体制改革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充分观照国情、吸收古今中外经验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重大宪法体制安排。就现代意义而言，将来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的“新监委”，能够实现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的“两结合”，体现出监督权终极意义上的人民性。
　　当然，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决定了改革的推进需谨慎而为，试点的意义即在于此。相关试点改革决定明确，将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这意味整个国家权力结构或将迎来大的变革，可能涉及国家宪法的修改，也关系到检察机关的权力切割。其科学之处在于：一方面增强监察权的独立性，强化反腐的权威与力度；另一方面提纯检察权，使之更加集中于对异体执法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可见，监察体制试点改革所涉及的权力整合，主线是突出监督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独立性、一体化要求，走出现实中权力监督体制的依附性、碎片化格局，通过体制结构的科学化，实现权力运行的理性化、规范化，保障权力运行的廉洁性和有效性。

● 责任编辑：阿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