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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刑事执行检察这几年》系列报道之五
刑事执行检察的美好未来
-- ——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厅长袁其国
民主与法制社（以下简称“民”）：袁厅长您好！近几年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请您谈一谈您这几年从事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心得体会。您曾经说过，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必须紧紧围绕两条主线来开展，这两条主线是“保障人权”和“诉讼监督”。应当如何理解这两条主线？首先请您说说，“人权”有哪些内涵和国际国内背景？
袁其国（以下简称“袁”）：什么是人权？全世界目前对人权还没有统一的权威定义，我们中国的官方解释是，人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人权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包括受教育权、工作权、知情权，也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概括地讲，就是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的一份重要文件。另一份重要文件，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于1977年签署，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份文件。第三份文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我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该文件的批准进行研究。这是人权问题的国际背景。
从国内情况看，2004年，我国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2012年6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3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修订后的新刑事诉讼法，都对司法机关保障人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其中第二个目标就包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也提到了“人权”。这些是人权问题的国内背景。
民：人权的确非常重要，但如何与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相结合，为什么会成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一条主线？
袁：从2009年云南的“躲猫猫”事件以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前所未有，只要看守所死了人，不管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都会引起媒体和网络舆论的高度关注；第二个变化，面对监管场所发生的突发事件，刑事执行检察应对的困难和压力前所未有；第三个变化，中央领导包括最高检领导对于刑事执行检察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云南“躲猫猫”事件推动了“三个深刻变革”，一是推动了监所管理的深刻变革，二是推动了刑事立法的深刻变革，三是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深刻变革。
这些变化和这些变革，都与司法活动必须保障人权的理念息息相关。而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监督目标是刑事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合法”还是不“合法”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人权。在这种新形势下，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如果不贯穿保障人权这条主线，就很难完成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民：为了贯穿保障人权这条主线，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袁：在加强和保障人权方面，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具体包括十个方面：一是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二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三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四是限制使用羁押措施，五是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六是加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七是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八是完善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帮扶制度，九是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十是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该说，这十个方面都与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密切相关，都是我们在工作中需要贯彻的内容。
近几年，刑事执行检察厅每年都有两个大的专项活动，这些专项活动都与保障人权的理念密切相关。例如，羁押必要性审查。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是，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后，一般都羁押起来，取保候审的很少。这个人既然还只是“嫌疑人”，还没有被判决有罪，就应该认定他还是无罪的，如果没有羁押的必要，就不应该羁押。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就是为了防止没有羁押必要的人被羁押，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纠正和预防超期羁押的专项行动更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被长期羁押，又不审不判，人权就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应该预防和纠正这种侵害。
民：除了保障人权这条主线，强化诉讼监督这条主线如何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进行贯彻？
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本身就是法律监督工作，强化诉讼监督是这项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2013年开始实行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上作出了很多新的法律规定，充实了监督内容，扩大了监督范围，完善了监督方式，增强了监督刚性。例如，增加了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对死刑执行的临场监督，对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这些都赋予了刑事执行检察新的监督内容，突破了传统的监督范围。如果不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强化诉讼监督这条主线，这些新的监督内容很难取得成效。
民：在强化诉讼监督方面，刑事执行检察今后要重点抓好哪些工作？
袁：就刑罚执行检察而言，要重点抓好对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进一步抓好中央政法委《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的落实，继续加强对“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防止“有权人”“有钱人”、有关系的人特事特办甚至法外开恩，巩固专项检察成果。要着力强化对提请、审理、裁决、执行等各个环节的同步监督，特别是加强对岗位调整、计分考核、立功奖励、病情鉴定等环节的监督，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出庭监督工作，从源头上防止“前门进后门出”的问题。
就强制措施执行检察而言，要重点抓好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切实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依法积极主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准确把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规范操作流程、证据标准，探索建立说理告知、案件风险评估预警等制度，促进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规范开展。
就监外执行检察而言，要重点抓好社区矫正执行的监督。要会同司法行政机关推进社区矫正信息平台建设，推动社区矫正检察工作重心由定期专项检察向常态化检察转移，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日常监督，重点监督纠正和预防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等问题，促进社区矫正依法进行。
就强化人权司法保障而言，要重点抓好对刑事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工作。认真办理刑事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控告、举报和申诉，注重对监管场所被羁押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依法畅通其诉求渠道。加强刑事羁押期限监督，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久押不决。依法严厉打击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被监管人非正常死亡的检察和防范。依法重视保护未成年、女性和老病残刑事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加强死刑执行临场监督，保护死刑罪犯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刑事执行检察职能优势和作用，有效防止、及时发现和积极推动纠防冤假错案。
袁其国（以下简称“袁”）：什么是人权？全世界目前对人权还没有统一的权威定义，我们中国的官方解释是，人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人权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包括受教育权、工作权、知情权，也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概括地讲，就是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的一份重要文件。另一份重要文件，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于1977年签署，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份文件。第三份文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我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该文件的批准进行研究。这是人权问题的国际背景。
从国内情况看，2004年，我国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2012年6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3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修订后的新刑事诉讼法，都对司法机关保障人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其中第二个目标就包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也提到了“人权”。这些是人权问题的国内背景。
民：人权的确非常重要，但如何与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相结合，为什么会成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一条主线？
袁：从2009年云南的“躲猫猫”事件以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前所未有，只要看守所死了人，不管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都会引起媒体和网络舆论的高度关注；第二个变化，面对监管场所发生的突发事件，刑事执行检察应对的困难和压力前所未有；第三个变化，中央领导包括最高检领导对于刑事执行检察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云南“躲猫猫”事件推动了“三个深刻变革”，一是推动了监所管理的深刻变革，二是推动了刑事立法的深刻变革，三是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深刻变革。
这些变化和这些变革，都与司法活动必须保障人权的理念息息相关。而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监督目标是刑事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合法”还是不“合法”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人权。在这种新形势下，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如果不贯穿保障人权这条主线，就很难完成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民：为了贯穿保障人权这条主线，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袁：在加强和保障人权方面，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具体包括十个方面：一是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二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三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四是限制使用羁押措施，五是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六是加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七是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八是完善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帮扶制度，九是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十是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该说，这十个方面都与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密切相关，都是我们在工作中需要贯彻的内容。
近几年，刑事执行检察厅每年都有两个大的专项活动，这些专项活动都与保障人权的理念密切相关。例如，羁押必要性审查。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是，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后，一般都羁押起来，取保候审的很少。这个人既然还只是“嫌疑人”，还没有被判决有罪，就应该认定他还是无罪的，如果没有羁押的必要，就不应该羁押。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就是为了防止没有羁押必要的人被羁押，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纠正和预防超期羁押的专项行动更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被长期羁押，又不审不判，人权就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应该预防和纠正这种侵害。
民：除了保障人权这条主线，强化诉讼监督这条主线如何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进行贯彻？
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本身就是法律监督工作，强化诉讼监督是这项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2013年开始实行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上作出了很多新的法律规定，充实了监督内容，扩大了监督范围，完善了监督方式，增强了监督刚性。例如，增加了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对死刑执行的临场监督，对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这些都赋予了刑事执行检察新的监督内容，突破了传统的监督范围。如果不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强化诉讼监督这条主线，这些新的监督内容很难取得成效。
民：在强化诉讼监督方面，刑事执行检察今后要重点抓好哪些工作？
袁：就刑罚执行检察而言，要重点抓好对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进一步抓好中央政法委《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的落实，继续加强对“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防止“有权人”“有钱人”、有关系的人特事特办甚至法外开恩，巩固专项检察成果。要着力强化对提请、审理、裁决、执行等各个环节的同步监督，特别是加强对岗位调整、计分考核、立功奖励、病情鉴定等环节的监督，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出庭监督工作，从源头上防止“前门进后门出”的问题。
就强制措施执行检察而言，要重点抓好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切实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依法积极主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准确把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规范操作流程、证据标准，探索建立说理告知、案件风险评估预警等制度，促进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规范开展。
就监外执行检察而言，要重点抓好社区矫正执行的监督。要会同司法行政机关推进社区矫正信息平台建设，推动社区矫正检察工作重心由定期专项检察向常态化检察转移，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日常监督，重点监督纠正和预防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等问题，促进社区矫正依法进行。
就强化人权司法保障而言，要重点抓好对刑事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工作。认真办理刑事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控告、举报和申诉，注重对监管场所被羁押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依法畅通其诉求渠道。加强刑事羁押期限监督，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久押不决。依法严厉打击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被监管人非正常死亡的检察和防范。依法重视保护未成年、女性和老病残刑事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加强死刑执行临场监督，保护死刑罪犯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刑事执行检察职能优势和作用，有效防止、及时发现和积极推动纠防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