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连载之七

延安秘密战

-- ——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

3.密使

  为了立足西北,中共中央操持西北大联合。这统战活动必须秘密进行,以防南京那老蒋的破坏。
  不承想那老蒋也正盯着西北,自从来了中共中央,这远离经济中心的偏僻地方,现而今是中国政治的焦点。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传开了,传到南京的先是英文版俄文版,接着又有中文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联合署名,使中国陆海军总司令蒋介石看到,老对手朱毛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到了西北。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之职。”
  “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在内政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这份中共宣言,在中国政坛激起广泛反响。民族危机当头,全国人民都盼望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5年12月,驻苏大使邓文仪回国述职,这个蒋介石亲信的十三太保特务,带回国际情报:共产国际七大调整政策,主张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蒋介石立即想到利用苏联了。从清朝到民国,中国当权者抗衡日本的主要办法,就是借用俄国力量。俄国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权益,两国水火不容。
  邓文仪急返莫斯科,同苏联密谈军事互助,苏方建议你们中国的国共两党先谈谈。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同邓文仪在莫斯科见面。遵义会议后,中央派陈云和潘汉年离开长征部队去白区恢复工作。二人先到上海又转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同邓文仪商定,莫斯科这里只是建立联络,具体条件还是国内谈。
  国内的蒋介石,正在设法联络西北。杀共产党杀红了眼,现在想找共产党,连个接头的密使都找不到。为了瞒过日本眼线,这密谈还要找党内的英美派,于是委托妻舅宋子文。
  宋子文委托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的下属谌小岑曾是周恩来“觉悟社”成员。谌小岑通过历史学家翦伯赞找到大学教授吕振羽,吕又把此事报告了中共华北联络局的周小舟。
  谌小岑十分积极,又找到一起办杂志的左恭,左恭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征集部主任,实际是地下共产党,立即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上海那里正有个来自西北宁夏的地下党员,于是,就由这张子华出面同谌小岑接触。
  有了两条线,宋子文还是不踏实,索性去找二姐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一直坚持联俄联共,一直保有中共关系。宋庆龄欣然接受,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同中央的联系中断,正委托宋庆龄设法恢复。
  身兼二任的密使出行西安。财政部长宋子文特委董健吾为财政部西北特派专员,董健吾拿着财政部的旅费,密藏宋子文和宋庆龄的密信出行了。这个基督教牧师既是宋子文的同学朋友,又是中共特科成员。同行的徐汉光,是留守上海的特科负责人徐强的堂弟,党内的交通,负责向中央报告上海组织状况。
  两个密使到达西安,又碰上另一个密使张子华。大雪封堵了通向延安的公路,三人都不能成行,只有去求张学良。宋庆龄曾经关照,若有困难就去找张学良。
  张学良亲自给宋子文打电话核实,果然是“上面”的意图。张学良赶紧派飞机把密使送到延安,再派兵护送去苏区。
  帮了中共的忙,张学良心中窃喜:你老蒋可以通共,我为何不能?让高福源立即去瓦窑堡,我张学良要同共产党直接会谈!
  秘密接触,就要通过密使。这密使并非外交使节,出去也许回不来。对方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只要谈不拢,先把来使绑了杀头!要想谈判成功,还得熟悉对方利害,你还得了解国民党军阀的心理!
  这样的特殊人物,红军里面也有。
  李克农曾经卧底国民党中统,斗败特务头子徐恩曾,正是既不怕死又有智谋的密使人选。红军到达陕北,李克农就兼任人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这时候没有多少外事活动,最急迫的还是统战工作,于是,这个外交部又变成中央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
  国共血战多年,这是双方高层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向李克农交代任务,要力争谈判成功,至少也要谈和。
  李克农一行化装出发,由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带路,进入重兵防守的洛川城。进城后随行的一位就不见了,那外贸局长钱之光的任务是去白区采购物资。李克农身边,只有担任译电的戴镜元和一个警卫员,堪称单刀赴会。
  1936年2月26日,双方开始谈判。东北军的谈判代表是军长王以哲,张总司令被蒋介石找去南京开会了。王以哲态度友好,双方很快达成协议:红军和东北军共同抗日,各守原地,互不侵犯,而且保护通商。李克农草拟电报,戴镜元用红军密码译电,通过王以哲的电台发出。中央立即通知包围甘泉的红军部队,允许东北军部队换防。王以哲也投桃报李,把陕北周边的军用地图送给李克农。
  3月4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飞到洛川。长袍马褂的张少帅一见李克农,就派头十足地说:“我是来搞整销的,不是零售的!”
  这意思就是说,我是老板,我不屑同小伙计谈生意。
  李克农笑道:“我们什么生意都可以谈。”
  张学良还是不放心,连续追问李克农在红军是什么职务?出来谈判毛泽东知道吗?谈判结果能不能负责?
  李克农自信地表示自己是红军的组织部长,这是来前与周恩来商定的身份。又说自己正是奉毛泽东命令而来谈判,是红军代表,当然能够负责。
  张学良单刀直入,提出一连串问题:红军抗日是否有诚意?红军内部是否团结一致?你们抗日为什么非要反对蒋介石?
  来将态度傲慢,李克农也不能示弱。一伸两指,王以哲赶紧把一根香烟送到两指之间。夹烟的手还是不动,王以哲又赶紧点烟。不会抽烟的李克农,故意摆摆架子。
  李克农耐心地向张学良解释红军东征的作战意图,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何要反蒋抗日。对于张学良的不同意见,李克农表示可以向中央报告予以考虑。
  张学良了解日本军队的战斗力,担心敌强我弱。李克农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指出中国地广人多,潜力更大。只要发动群众,不仅打阵地战,还使用红军擅长的运动战、游击战,就能胜利。中共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人民,中国全国人民的力量,在国际上也是得道多助。
  这些分析,张学良听着十分新鲜,也很服气。就连红军内部张国焘的问题,张学良也表示理解。
  张学良表示同意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却又傲慢地提出:你红军应该放下武器,接受政府改编!
  李克农拍案而起:我是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
  张学良赶紧挽留。这个带兵的少帅,也尊敬硬汉呢。
  经过14个小时的不间断会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张学良还希望同毛泽东或周恩来直接会谈,张学良负责联系盛世才帮红军借道新疆去苏联;红军将派代表常驻西安,与张学良建立秘密电讯联系。
  协议已成,张学良又提出个得寸进尺要求,希望红军把瓦窑堡让给东北军。
  红军手中只有这么一个像样的镇子,还是中共中央的驻地,怎能轻易让出?李克农语带讥讽: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岂不更好?
  张学良尴尬地解释,这是为了做给老蒋看,表示东北军打红军有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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