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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政清商和”犹可期》系列报道之三
政商勾结的数字背后
为什么要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上升到如此高的层面呢？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推出了一大批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平等发展的改革措施，形成了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但同时，一系列包括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惠民资金、科研经费管理等方面腐败问题频发，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等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大量存在。
面对愈发严峻的政治局面和舆论环境，党中央决不会坐视不管，开始重拳出击、铁腕反腐。紧接着一些腐败窝案就陆续被挖出，畸形的政商关系衍生出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利益同盟被曝光。一大批“老虎”纷纷落马，接受处分和法律的制裁。
从数字上看，查办贪腐案件数据增幅明显。2013年，网络反腐开始从民间走向官方。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182038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50053人，给予政纪处分48900人。
2014年“打虎”数量创纪录，反腐进入新的常态。受党纪政纪处分的人数达23.2万，比上年增加13.3%。其中，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3085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
2015年又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全国共立案33万件、处分33.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万人。同时反腐工作走向国际合作，追回外逃人员1023人，首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
而2016年的首轮巡视更是首次对四个省进行“回头看”，随后辽宁、山东这两个被杀“回马枪”的省份都相继有省部级高官落马。这一举措被认为是巡视工作常态化的标志，意味着反腐不再是“一阵风”，而是“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截至目前，共立案29万件、处分26万人（其中党纪处分21.5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67人，厅局级干部1800余人。“老虎”落马实现了“全覆盖”。
从性别比例来看，女性在落马高官中所占比例为1.72%，这个数字远远低于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4.88%。这意味着男性官员的腐败概率要高于女性官员。从年龄上看，因政商关系落马的年龄密集段为58至60岁。
从职位上看，十八大以来（2012～2016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多达182人，占据一定的比例。从地区分布可以看出，山西省成为打击不正当政商关系的风暴眼，因此事落马高官有7人之多。江西、四川、辽宁各5人，内蒙古、广东、云南、河北、江苏、广西、海南各占4人。可见分布较为广泛，但局部集中。而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工程建设等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高发领域。
2016年8月4日上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受贿一案。据悉，包括杨卫泽在内，至少有6名“落马”的省部级干部都与同一个人有关，这人就是房地产商赵晋。而杨卫泽严重违反组织纪律，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出入高档酒店和私人会所，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
2016年6月底，江苏省原常务副省长李云峰因违纪接受调查。据悉，他遭查可能与内地最大的肉制品企业──江苏雨润集团创办人祝义财有关，而祝义财2015年3月已经被监视居住。有媒体披露，李云峰是江苏在十八大之后被查的第四个省部级高官。李云峰于1993年10月曾下放到地方锻炼，挂职出任江阴市委副书记；由于他作风低调，不摆官架子，因此与不少江阴籍老板交好。李云峰常去江阴市政府驻南京办事处吃饭喝酒、打牌，参与饭局的基本都是官员和老板。
2015年7月，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官永清被中央纪委监察部带走。而上官永清落马后，一个经常在相对固定的会场参加聚会、活动的，以山西高级别官员为主的群体“山西汾酒会”逐渐浮出水面。上官永清因“山西汾酒会”结识了大量地方高官，另一方面，因其所从事的职业而与大量商人熟识，所以被誉为山西政商链接中的“关键一环”，为山西的官商连结及处理官员个人资产提供了具体的帮助。次年，上官永清因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另外一个政商勾结的典型则是山西反腐系列案中的邢利斌案。煤业大亨邢利斌纵横山西商场多年，在当地政、商两界人脉极广，经营的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是山西省最大的民营煤炭企业，他的被查据认为是拉开了吕梁官场的反腐序幕。2014年8月23日，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其后一周，吕梁市又有3名重量级煤炭、钢铁领域企业家被带走调查。有消息称，聂春玉被查主要涉及在吕梁任职期间收受煤矿老板贿赂等经济问题，极可能是由煤老板邢利斌牵出。
这些案件所表现出的政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潜在化的常态。
一是官商勾结呈全家总动员态势。十八大后大多数被提起公诉的落马高官中，“一人当官全家贪腐”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官员往往通过自己的亲属、特定关系人收取贿赂，这种犯罪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收集证据也更加困难。
二是一名官员落马，往往数名商人被查。一名落马官员背后往往有数名至百名不等的商人被调查。比如，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季建业被查处，受其牵连的不乏知名商人，包括江苏上市公司金螳螂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首富朱兴良及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苏州美田集团董事长高琪等。
三是轻视政治理论学习。许多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的官员将政治理论学习视为“装潢门面”，雨过地皮湿，根本没有入脑入心，对党的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更是置若罔闻；把奢靡生活、贪图享乐等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渐渐背离初心、丧失党性。
四是政商勾结后组成了更隐蔽更具破坏力的另类“黑社会”，堂而皇之地损公肥私。目前所有已经被判处受贿罪的落马官员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土地开发、矿产资源开发、政府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政府优惠政策的获取等等。其中涉及土地开发领域腐败的占到了60%，房地产开发成为贪腐犯罪最为多发的领域。团伙寄生于政府掌控的资源，变国有企业为“提款机”，变政府控制的金融、土地、矿产、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等为“印钞机”。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巨额贪腐案件一起接一起，落马“老虎”一只大过一只。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良好健康的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型政商关系的努力方向，旨在为当下经济新常态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好环境。其实，不论“政”还是“商”，是领导干部还是民营企业家，在法治社会内的处世之道都是一样的，都要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坚守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在强调政府积极服务企业，履行政府官员应尽的职责和义务的同时，也要树立起交往的准则和尺度，两方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面对愈发严峻的政治局面和舆论环境，党中央决不会坐视不管，开始重拳出击、铁腕反腐。紧接着一些腐败窝案就陆续被挖出，畸形的政商关系衍生出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利益同盟被曝光。一大批“老虎”纷纷落马，接受处分和法律的制裁。
数说反腐倡廉成果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保持惩治腐败和不正当的政商关系的强劲势头，自2013年9月2日中央纪委网站开通,更是开启了网络反腐新模式：实名举报通报贪官、不断刷新“打虎拍蝇”新战绩、遏制车轮腐败、治理公款吃喝、清理“红顶中介”防权力出轨、紧盯清水衙门腐败、持续发力国企反腐、建立政商关系新生态、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调整、持续掀起巡视风暴、最严党纪发布、构建全球反腐天网追捕贪官。从数字上看，查办贪腐案件数据增幅明显。2013年，网络反腐开始从民间走向官方。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182038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50053人，给予政纪处分48900人。
2014年“打虎”数量创纪录，反腐进入新的常态。受党纪政纪处分的人数达23.2万，比上年增加13.3%。其中，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3085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
2015年又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全国共立案33万件、处分33.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万人。同时反腐工作走向国际合作，追回外逃人员1023人，首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
而2016年的首轮巡视更是首次对四个省进行“回头看”，随后辽宁、山东这两个被杀“回马枪”的省份都相继有省部级高官落马。这一举措被认为是巡视工作常态化的标志，意味着反腐不再是“一阵风”，而是“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截至目前，共立案29万件、处分26万人（其中党纪处分21.5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67人，厅局级干部1800余人。“老虎”落马实现了“全覆盖”。
从性别比例来看，女性在落马高官中所占比例为1.72%，这个数字远远低于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4.88%。这意味着男性官员的腐败概率要高于女性官员。从年龄上看，因政商关系落马的年龄密集段为58至60岁。
从职位上看，十八大以来（2012～2016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多达182人，占据一定的比例。从地区分布可以看出，山西省成为打击不正当政商关系的风暴眼，因此事落马高官有7人之多。江西、四川、辽宁各5人，内蒙古、广东、云南、河北、江苏、广西、海南各占4人。可见分布较为广泛，但局部集中。而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工程建设等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高发领域。
回顾政商勾结典型事件
不少落马高官在被纪检部门通报时均出现“利用职权为企业谋取私利、接受商人巨额贿赂”等内容。同时，一些商人被查，往往牵出与他们有利益输送关系的贪官。到底有哪些享政商勾结“甜蜜”又尝到苦果的落马高官呢？下面我们回顾当中的典型事件。2016年8月4日上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受贿一案。据悉，包括杨卫泽在内，至少有6名“落马”的省部级干部都与同一个人有关，这人就是房地产商赵晋。而杨卫泽严重违反组织纪律，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出入高档酒店和私人会所，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
2016年6月底，江苏省原常务副省长李云峰因违纪接受调查。据悉，他遭查可能与内地最大的肉制品企业──江苏雨润集团创办人祝义财有关，而祝义财2015年3月已经被监视居住。有媒体披露，李云峰是江苏在十八大之后被查的第四个省部级高官。李云峰于1993年10月曾下放到地方锻炼，挂职出任江阴市委副书记；由于他作风低调，不摆官架子，因此与不少江阴籍老板交好。李云峰常去江阴市政府驻南京办事处吃饭喝酒、打牌，参与饭局的基本都是官员和老板。
2015年7月，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官永清被中央纪委监察部带走。而上官永清落马后，一个经常在相对固定的会场参加聚会、活动的，以山西高级别官员为主的群体“山西汾酒会”逐渐浮出水面。上官永清因“山西汾酒会”结识了大量地方高官，另一方面，因其所从事的职业而与大量商人熟识，所以被誉为山西政商链接中的“关键一环”，为山西的官商连结及处理官员个人资产提供了具体的帮助。次年，上官永清因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另外一个政商勾结的典型则是山西反腐系列案中的邢利斌案。煤业大亨邢利斌纵横山西商场多年，在当地政、商两界人脉极广，经营的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是山西省最大的民营煤炭企业，他的被查据认为是拉开了吕梁官场的反腐序幕。2014年8月23日，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其后一周，吕梁市又有3名重量级煤炭、钢铁领域企业家被带走调查。有消息称，聂春玉被查主要涉及在吕梁任职期间收受煤矿老板贿赂等经济问题，极可能是由煤老板邢利斌牵出。
这些案件所表现出的政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潜在化的常态。
数字背后的共性分析
自十八大以来截至2016年8月，总计有108起中管干部、458起省管干部以及26起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因涉及不正当的政商关系而被查，其中不少已经被移交司法，接受了法律的制裁。虽然这些贪污腐败、严重违纪的“老虎”来自不同的地区、曾经担任不同的职务，但也存在一些共性。一是官商勾结呈全家总动员态势。十八大后大多数被提起公诉的落马高官中，“一人当官全家贪腐”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官员往往通过自己的亲属、特定关系人收取贿赂，这种犯罪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收集证据也更加困难。
二是一名官员落马，往往数名商人被查。一名落马官员背后往往有数名至百名不等的商人被调查。比如，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季建业被查处，受其牵连的不乏知名商人，包括江苏上市公司金螳螂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首富朱兴良及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苏州美田集团董事长高琪等。
三是轻视政治理论学习。许多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的官员将政治理论学习视为“装潢门面”，雨过地皮湿，根本没有入脑入心，对党的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更是置若罔闻；把奢靡生活、贪图享乐等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渐渐背离初心、丧失党性。
四是政商勾结后组成了更隐蔽更具破坏力的另类“黑社会”，堂而皇之地损公肥私。目前所有已经被判处受贿罪的落马官员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土地开发、矿产资源开发、政府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政府优惠政策的获取等等。其中涉及土地开发领域腐败的占到了60%，房地产开发成为贪腐犯罪最为多发的领域。团伙寄生于政府掌控的资源，变国有企业为“提款机”，变政府控制的金融、土地、矿产、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等为“印钞机”。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巨额贪腐案件一起接一起，落马“老虎”一只大过一只。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良好健康的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型政商关系的努力方向，旨在为当下经济新常态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好环境。其实，不论“政”还是“商”，是领导干部还是民营企业家，在法治社会内的处世之道都是一样的，都要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坚守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在强调政府积极服务企业，履行政府官员应尽的职责和义务的同时，也要树立起交往的准则和尺度，两方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