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开在太阳村》系列报道之二

太阳村:领导关怀下的“回归社会工程”

以公益的力量关心被遗忘的孩子

  驱车近一个小时,终于到达了距北京市区30多公里的太阳村。经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错落有致的花园、几栋彩色的房屋,菜地和小树林点缀其间,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伴随着午后的阳光,记者第一次走进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板桥村的太阳村。
  太阳村的创立者张淑琴女士曾是一名在中国监狱系统任职的一级警官,年轻时的她身穿着一身警服英姿飒爽,现在年近七十,头发斑白,可举手投足间依然精明干练。由于长期监狱系统的工作,年轻时的她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最直接、最真实的残酷现实——服刑人员子女所面临的严峻而残忍的生存状态。服刑人员入狱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未成年子女被遗忘在社会的角落里,无人问津。有的沦为乞丐沿街乞讨,有的由家中八九十岁的老人看管,面临疾病、教育等多方面严重威胁,有的在家中遭亲戚虐待歧视,甚至有一部分孩子上街偷抢,游走在犯罪的边缘。基本的温饱、适当的教育,对他们来说是奢侈的。张淑琴见过孩子亲眼目睹父母被公安人员带走时恐惧和无助的泪水,经历过狱中母亲苦苦哀求她去看看独自留守在家中的未成年孩子。“父母犯罪,孩子有什么错?”她曾在心中反复问自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并非孤残儿童或弃婴,不属于民政部门的救助范围,但他们确实是社会中亟须帮扶的“特殊人群”。带着果敢与坚韧,1995年,张淑琴毅然决定放弃公务员工作,投身于“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事业中。
  1995年,张淑琴创办了“陕西省回归研究会”,旨在帮助刑满释放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回归善良人生;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顺利度过离开父母的日子,并就这个问题展开专项社会调查和理论研讨工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首肯和支持。在听取完张淑琴有关研究会相关情况的报告后,时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冀平同志批给研究会3万元,表示支持;时任司法部部长肖扬同志欣然为陕西省回归研究会题词:“回归社会工程。”
  一次次的走访调研让张淑琴悲从中来,她决定用公益的力量来呼吁整个社会关心关注这些被遗忘的孩子。张淑琴的想法得到了时任陕西省副省长徐山林的支持,他说:“这个想法很好,这是替政府化解矛盾。”他当即批了5万元做启动资金。在张淑琴的不断奔走和宣传下,也有公司愿意为儿童村提供房舍。热情的乡亲们也纷纷捐出衣物、碗筷、书刊⋯⋯张淑琴还毅然决然地拿出了自己多年来的所有积蓄——3000元,又动员同事每人捐出一床被褥。终于,1996年5月26日,张淑琴以陕西省回归研究会的名义,在该省三原县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代养代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儿童村(太阳村)。当时的陕西省委、省政府、省公检法的领导都来了,为儿童村剪了彩。中央和地方的30余家媒体刊发报道,称儿童村为“世界第一村”,称张淑琴为“村长”。


多年坚持换来“红头文件”的肯定

  第一座儿童村的成立,给张淑琴带来了很大的信心,1997年至1998年张淑琴又一鼓作气,先后在陕西省的西安市、宝鸡县成立了第二家、第三家儿童村。使集中代养代教特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规模突破了150人,分散助养助教的特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达到了数百人。时任司法部副部长刘飏亲自到西安为儿童村剪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赞扬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的意义远远超过儿童村本身。”
  1999年,张淑琴给时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国家民政部前副部长阎明复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太阳村的情况,并希望能得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帮助和支持。阎明复得知后觉得太阳村应该在已经取得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推广,进一步提升形象,向全国辐射。应阎明复邀请,1999年张淑琴来到北京,在中华慈善总会和阎明复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华慈善总会特殊儿童救助中心”。可以说,阎明复对北京太阳村的发展给予了很大帮助。2001年,阎明复和夫人亲自来到北京太阳村看望孩子们,给孩子们送来了书包;2002年中华慈善总会的年会上,他大力表扬了太阳村,把很多大企业的负责人介绍给张淑琴,希望这些企业可以向太阳村提供帮助。张淑琴最后一次见到阎明复是她带着太阳村的孩子去三亚希尔顿酒店参加活动,正好阎明复也在三亚陪生病的老伴儿休养。他们得知张淑琴和孩子也在三亚,专程去看望了他们,给孩子们带了一堆海螺。那时候的阎明复已经退休了,他询问了太阳村的近况后对张淑琴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要坚持下去。”张淑琴也因为这位老领导、这位恩人的鼓励和影响,坚持到现在。
  2001年年底,中央精神文明委主任丁关根同志为陕西的三个太阳村拨款60万元,用于给孩子们购买电脑、桌椅、图书等。
  同年,在中央综治办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全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一周年图片展”上,太阳村的10张图片入选参展,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司法部副部长刘飏等出席了活动,认真观看首次反映服刑人员子女生活现状的图片。
  2006年,中央和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工作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为未成年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并指出:“运用太阳村等多种形式,协助民政部门做好监护人无法履行职责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生活照料和帮扶工作。”
  当张淑琴和工作人员看到这份文件时,眼泪夺眶而出,他们知道,这中间有太阳村的功劳。他们十年的坚持没有白费,在一次次的挫折与困难中,他们为这个弱势群体赢得了社会和政府的关注。


为了让孩子们在阳光下成长

  2010年12月5日,为感谢15年来社会各界对太阳村的支持,全国太阳村管理委员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太阳村15年感恩社会”答谢活动。其中包括《太阳村15年成果展》《众手浇开幸福花》等1000多张图片的展出。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全国太阳村的员工孩子代表共800余人出席了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和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监狱学会等领导出席了活动;七十多名长大后离开太阳村的孩子从全国各地专程赶到北京参加。答谢会上展出的千余张图片,震动了几乎所有来宾包括顾秀莲。她特别赞赏把社会各界的爱心善举用图片的形式展示出来,认为这个展览办得非常好,应该拿到王府井去展览,让更多的人知道太阳村。她对张淑琴说:“你们太阳村办得不错,我支持你们。要推广,希望全国各省都能建起太阳村,让更多的孩子得到救助。太阳村还应该成为青少年综合素质教育的基地。”
  2013年5月29日,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的蒋正华专门到太阳村看望住在这里的孩子。当时正逢孩子们准备列队上学,他走在孩子群里,和孩子们一一握手,询问孩子们长大后想干什么?学习怎么样?在这里快乐不快乐?看到孩子们一张张天真纯净的笑脸,蒋正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孩子们排着路队喊着“爷爷再见”,朝着大门口走去。早在1997年,时任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蒋正华就对这个全国仅有的帮扶服刑人员子女的太阳村给予特别关注。1998年,蒋正华已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陕西考察时,专程看望了位于三原县的全国第一家太阳村的孩子们,并亲自题词鼓励。1999年,当他得知张淑琴要在北京创办太阳村时,非常赞成,亲笔写信给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领导,希望能在该会下设一个分支机构,帮助服刑人员子女。2005年,一直密切关注太阳村和孩子们的蒋正华,在北京一家报纸上看到太阳村的孩子无煤过冬的消息时,专程让秘书送来5000元钱购买煤炭,帮助孩子们过冬。当蒋正华参观太阳村展示的图片时,意外看到自己十几年前到陕西看望第一个太阳村(当时叫儿童村)孩子的照片。他认真询问那些孩子长大后的情况,在得知有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有的已经回家跟父母团聚,有的还成为三级公益美术大师时,他由衷地说了一句:“真不简单。”
  当年在全国政协礼堂会上了解过太阳村的顾秀莲一直牵挂着这些太阳村的孩子。2014年8月25日,已经担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顾秀莲率关工委工作人员视察了太阳村,会见了在北京太阳村过暑假的西安太阳村、河南太阳村、南昌太阳村、江西鄱阳湖太阳村的150名师生代表。在太阳村的接待室里,顾秀莲认真观看了反映太阳村20年历程的纪录片《太阳村往事》。当看到孩子们悲惨的经历、看到太阳村师生将冻死的枣树一棵棵拽出果园、看到志愿者和孩子们在新建的草莓棚一株株种草莓时,泪花不由得湿了眼眶。太阳村有个惯例,每个月最后一周的某一天,要给本月所有出生的孩子过一个集体生日,顾秀莲主任正好赶上,她亲自为十多名当月过生日的孩子主持生日会,高兴地为孩子们分蛋糕,与孩子们同唱生日歌。在离开太阳村的时候,她握着张淑琴的手说:“太阳村抚养和教育这些无辜的孩子,感化教育监狱的服刑人员,为政府化解了矛盾,为社会作了很大贡献,很了不起,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对张淑琴来说,不管帮扶者是谁,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让这些孩子不再背负原本不应他们承受的压力,不再被歧视,不再被打上博取同情的标签,抛开一切顾虑,赶走所有阴影。当然,这需要来自政府层面的支持,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也需要法律政策层面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