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连载之二

延安秘密战

-- ——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

2.落脚陕北的第一动作

  1935年10月19日,精疲力竭的中央红军,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出发时的十万大军如今只剩七千,所幸,前面有个自己人的根据地,终于可以落脚休整。
  中共中央派出先行联络的陕西籍干部贾拓夫与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早一步到达甘泉县下寺湾,见到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骤然得知:西北这里正在肃反,已经杀了二百多党政军干部,连上级派来的特科干部张庆孚都抓起来了,刚刚又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正在直罗镇指挥战斗的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得到报告,当即回电:“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0月24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11月3日,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听取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中央当即决定:撤销领导肃反的中央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同时成立董必武、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小组,复查处理西北肃反。为了防止肃反继续发展,中央又指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立即去瓦窑堡现场查处。
  临行,毛泽东郑重向王首道交代:“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对肃反如此紧张,是有来由的。1934年以来,全国各地的红色根据地,除了西北这一块以外,都被迫放弃了。这固然有强大敌人围剿的外因,但是,更为深刻的内因,却是中央领导的左倾错误,其中,肃反错杀,更是自毁长城的惨痛教训。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转变路线的遵义会议。重新调整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以往的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刚刚进入核心地位的毛泽东,对于教条主义更是深恶痛绝。虽然遵义会议的结论还停留在军事方面,尚未对政治错误作出整体总结,但是,新的领导集体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已有共识。
  痛定思痛,中共中央不能让错误肃反再毁掉陕北这最后一块落脚之地!
  10月30日,王首道飞马赶到瓦窑堡,立即宣布命令,从原局长戴季英手中接管保卫局工作,重新审查刘志丹等人的案件。王首道任湘赣边省委书记时,曾因抵制错误肃反被撤职,此时来复查西北肃反,很快看出问题。
  西北这里,本有两块革命根据地。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等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1934年8月,谢子长胸部中弹负伤,当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展开大围剿。陕北特委写信给陕甘边特委,建议两军联合作战。刘志丹率队于1935年2月来到陕北,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个革命根据地。会后不久,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伤重牺牲,就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作战。
  1935年7月,朱理治以中央代表名义从北方局来到陕北;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到陕北;9月15日,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会师之后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成立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
  前方作战期间,后方的瓦窑堡开始肃反。北方局中央代表指示陕甘晋省委,说黄子文、蔡子伟等人是右派人物。保卫局长戴季英亲自挥鞭逼供,审出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等红军领导人也是右派。于是,省委通知前线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
  省委通讯员驰马赶往部队送信,半路遇到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就把省委给前方军委的信件交给这位首长。刘志丹拆信一看,居然是命令西北军委逮捕刘志丹!刘志丹此刻完全可以扣押信件,继续赶往八十一师,这个自己带出来的老部队肯定会保护自己的首长,甚至不惜一战。但是,刘志丹却封好信件,交还来员,自己主动来到军委所在地:“你们不是要逮捕我吗?我来了。”
  案情继续扩大,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也接到开会通知,省保卫局特务队长涂占奎赶紧拦住:“不敢去!他们把老刘、老高都抓起来了!”
  涂占奎是当地人,西北军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军部正驻扎在他家那个村庄张槐湾,家人告知:老刘(陕北群众对刘志丹的称呼)和老高(高岗)被二十五军关在你二嫂家的窑洞里面了!
  习仲勋却说:“不管他,总会搞清楚。”临行又对大家交代:“我去开会也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不管谁来领导,你们都要好好工作。”又叮嘱当过自己警卫员的涂占奎:“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别乱说乱动!”
  到了张槐湾,习仲勋的警卫就被下了枪,习仲勋也被关进窑洞。
  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正患病,独自跑了二十里赶去“开会”,实在走不动休息了一晚,就被保卫局手枪队公开逮捕。
  天下哪里有这样的内奸?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西北红军已经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二十五军是不是白军?红宜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导马文瑞被捕,七百多户逃往白区。敌人乘机挑拨,三边地区出现游击队叛变,部分群众打白旗“反水”。
  红军内部眼看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立即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毛泽东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毛泽东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11月7日,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刘志丹代表被捕人员讲话,感谢中央的解救,批评原中央代表团的错误,同时劝大家不要埋怨主持肃反的同志。11月30日,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
  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第一举措就是制止错误肃反,第一举措就赢得陕北的党心军心民心。
  但是,全党对于肃反错误的全面认识,还要等上许久。
  1942年10月19日,中共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1935年九、十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
  1944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一切经过调查确系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1945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1954年,内务部报请中央同意,发出《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者及其家属处理问题的通知》,各地着手为肃反中被错杀的人平反。段德昌、柳直荀等一批肃反中被错杀的人,都被宣布为革命烈士。但是,当时并未披露这些人遇害的真相,就连家属也以为亲人是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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