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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让不一样的生命焕发一样的精彩
-- ——写于第五个“国际女童日”之际
会延续的不幸
人常说，虎毒不食子，但在2016年8月26日，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发生了一起年轻母亲亲手杀死四个孩子的人伦惨案。这个28岁的年轻母亲叫杨改兰，要不是因为她，人们也许不会关注这个地处大西北的偏僻地方——老爷弯社村，地处康乐县景古镇6公里外的大山深处。8月26日下午，杨改兰和四个孩子被发现躺在自家房屋西侧的山沟里，邻居听到屋外的哭喊声赶来时，杨改兰的三个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见杨改兰和大女儿尚有呼吸，邻居赶忙将她们送去医院，但二人在途中便不治身亡。经事后调查，当天下午，杨改兰先让三个年纪不过五岁的儿女服毒，八岁的大女儿不肯喝农药，杨改兰抄起斧头砍在大女儿的头上和身上，见女儿倒在血泊中后，杨改兰便喝下农药。
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当天在镇上的一家猪场打工，听闻家里出事后，急忙赶回家中。悲痛中料理完后事后，9月2日，李克英离家出走，村民们报警，经过两天的查找，发现他在离家不远的树林里服毒自杀。
是什么原因让杨改兰做出如此残忍狠心的举动？悲剧被曝之初，很多人将事件的原因定格在贫困。杨改兰一家六口跟着她52岁的父亲杨满堂和70岁的奶奶杨兰芳住在一起，八口人挤在三间土坯危房中，家里最值钱的就属门外拴着的三头牛，异常的贫困和难以想象的破败是对这个家最形象的描述。屋漏偏逢连夜雨，就连低保资格也在2014年被取消。事后有不少声音提到，贫穷是引发这起悲剧的导火索，直指当地扶贫工作落实不到位。不久，甘肃省通报杨改兰所在康乐县六名官员被处分。
贫困真的是造成悲剧的唯一因素吗？心理专家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贫困都不是主要因素。
心理专家分析，杨改兰的悲剧是多重原因共同导致的。缺乏教育让其缺少面对困境时的必要缓解手段；母亲过早离开导致其缺少必要的关爱；家庭环境的不和谐、生活的压力等因素，都可能给杨改兰造成不好的心理影响。
女童问题即是社会问题
女童是处于女性生命周期初始阶段的特殊群体，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而女童就是未来的母亲，关爱女童就是关爱我们的未来，关爱社会。2016年10月11日是联合国确定的第五个“国际女童日”，随着性别平等和妇女儿童发展进程的加快，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女童问题既是儿童问题，也是妇女问题和性别问题。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影响，我国女童保护与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城乡区域间的女童发展还不平衡，女童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需要更多关注，贫困、流动、留守、残疾女童等困境女童需要得到更多关爱，社会文化环境中不利于女童健康成长的消极因素需要更好地解决。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了全球妇女峰会，他在峰会上特别提到女童发展问题，强调“我们要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女童上得起学，发展面向妇女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帮助她们适应社会和就业市场变化”，要“让每个妇女和儿童都沐浴在幸福安宁的阳光里”。
在我国2.79亿儿童中有1.29亿名女童，是个庞大的群体。为什么要对女童予以特殊保护？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宋文珍介绍，歧视、失辍学、家庭中弱势地位、大龄女童早婚问题、被暴力伤害、被虐待、被拐卖、被性侵等，都是女童可能面临的风险。“分析杨改兰一家悲剧的原因，从杨改兰儿时的经历出发便不难得出。家庭环境不良，11岁时母亲便离家出走，自己未上过一天学，19岁便结婚，生活负担繁重，家里的田需要她种，家里的活儿需要她做，丈夫外出务工很少回家，众多因素导致了杨改兰的病态心理。所有的母亲都是由女童长成，倘若女童时期遭遇阴影与不幸，很可能对她将来的家庭生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女童问题面临哪些障碍和挑战？
在中国，女童发展究竟面临哪些障碍与挑战，我们要作出怎样的努力，才能消除这些障碍，以创造一个适宜女童成长的环境？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曾说：“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母亲的素质直接影响下一代的素质，受过教育的母亲能大幅度提高孩子的健康水平，降低其患病率和死亡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卜卫认为，中国的女童问题集中在女童教育上，确切地说，是女童平等入学机会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央在保障女童平等受教育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经过不懈努力，到2015年，学前教育在幼儿园中女童比例为46.4%，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例为46.5%，普通高中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例为50.3%，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了93%。全国小学学龄女童净入学率在2014年就达到了99.83%，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达到了99.88%。
但是专家指出，在校生女童的高比例并不等于女童已经享有同男童一样平等入学的权利。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介绍，每年全世界有6500万女童辍学，1400万18岁以下女童结婚，1.5亿女童遭受性暴力。与男童相比，女童在卫生和健康上更少受到关照，女婴死亡率更高，更容易受到身体和性方面的暴力及虐待，在15岁以前被迫早婚的概率更高。近年来，我国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有了很大改善，但与男童相比，女童的生存与发展仍面临更多挑战。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金珺跟她的同事在凉山工作了十余年，共资助3000名儿童。凉山有很多家庭，家中有限的资源都会给男孩儿，所以金珺他们首先资助的是女童。凉山女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失学辍学率高，多发生在初中，或者是家里贫困的原因，或因要照顾弟妹做家务，很多女童陷入失学的困境，为此金珺他们创办了女子初中高中班，取名为“天使计划”。金珺说，这么多年来为了帮助这些女童，他们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吵架”，生女儿在当地人眼里就是顾家干活儿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作祟，女儿受不受教育他们认为无所谓，反倒是更在意家里的活儿谁来干。
除了帮助当地女童上学，金珺他们做过最费劲的工作要属阻止女童早婚。凉山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彝族居住区，他们拥有自己的族群文化，女孩子早婚现象极为普遍。很多家庭为了彩礼钱把还是孩子的女童嫁出去，金珺他们采取了所有可以想到的办法去营救这些女童，但是很遗憾，这十余年里只成功营救一例。
如何保障女童权利？
妇女的权利和女童的权利是相互依存的，只有在妇女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中，女童才能获得这种平等的权利。同时，女童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受保护权利和参与权利，在她成长过程中实现的程度或被侵犯的程度，决定了她将来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存状况并影响一个家庭。男女平等不仅是大人的事情，也是儿童的事情。要想根除性别歧视，应该从童年开始。卜卫进一步建议，要形成一个长效的儿童保护机制，不要等到出现问题才去亡羊补牢。并且还要引导社会文化、大众媒介去正视女童保护问题：“之前发生过一些案例，被侵害的女童的父母阻挠司法人员去执法，理由是怕影响以后女童的出嫁。身体健康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定要让儿童权利意识深深扎根在公众心中。”她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认为：“女童保护工作，国家政府应该是主导力量，民间力量可以去动员做配合，但不能缺少国家力量。所以要建立保护机制，这个体系的建设应该由政府出面。再者从保护工作视角出发，与女童面对面的工作人员要具备极强的专业性，需要相关单位组织培训和宣讲，任重道远。最后，落实到每个家庭上，教育关爱子女是每个父母的责任，如何教育宣传让父母尽责，这也是一项细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