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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写作与诉讼是一种什么关系？
-- ——评德国的民事判决书
在英法德美这四个法治最发达的国家中，德国与中国的国情最相似，所以中国法治的很多东西都采自德国。我很欣赏德国的民法，学者们从各种规定中总结出各种原则，直至一个总的原则；再从这些大大小小的原则中推演出具体案件该如何适用法律。学习的时候，顺着这些原则逐步推演，按图索骥，就能找到相应的答案，十分方便。我在学习德国法律的过程中，总是惊叹于他们思维的缜密完整、体系的宏大精深，同时结果也切合实际，远不是想象中的书斋学者般脱离实际，可见书中也是有大千世界的。
但德国的司法我却是不敢恭维的，尤其是他们在民事判决书的写作中有一个奇怪的理论——“你给我事实，我给你法律。”这个理论来自他们的诉讼理论，认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向法官提供事实，法官给当事人法律结果，法官只基于当事人提供的事实判决。所以，德国在民事判决书中也贯彻这一原则。判决书中的事实部分只写原、被告各自的陈述，理由部分写法院的意见，以此来体现“你给我事实，我给你法律”。
诉讼不同于写作。诉讼是一条线，写作是一个点。诉讼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到写判决书的时候，诉讼过程已经接近尾声。判决书是在最后说明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样判。一条线的规律和一个点的规律肯定是不一样的，写判决书，表达效果是第一位的。说清楚了，有说服力，这最重要，诉讼没有这个功能。在历史上，诉讼中不一定非要有判决书。尤其在西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诉讼结果只登记在法院的簿子上，没有判决书，所以这两者不能相互替代。正常的判决书，“事实”部分写法院认定的真实事实。这样看起来流畅，表达效果才好。德国人这种方法别扭至极，现在还用着，他们可真能忍。我曾以为可能德国人思维太严谨了，不太重视感觉，所以无法理解表达效果的重要性。但又一想，莫扎特、贝多芬这些音乐大师不都是德国人吗？看来根本不是感觉的问题，大概是习惯吧。前人这么做了，后人也懒得改了。
这个理论影响到了民国政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掌握全国政权的南京政府开始推行这种判决书。1924年，石志泉在《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这种写作方法。在民事判决书的“事实栏”中应当写的内容包括：（一）声明（即各方当事人的请求）；（二）当事人提出之攻击或防御方法；（三）调查证据之结果；（四）重要的诉讼过程。而“理由栏”中应写的内容是法院关于攻击防御方法的意见。“法院决定证据力之有无强弱，以及本于言辞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结果所为关于事实真伪之判断。”大致说来，这就是按照“当事人给法院事实，法院给当事人法律”的基本理念设计的结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推行的效果有限，只在少数发达地区落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不自然的方法，违背了基本的写作规律，不易推行。但在现在小小的台湾岛上，却是百分之百执行了这一写作方法，所以现在看到的台湾民事判决书都是这样的。
这是一篇德国柏林州法院制作的民事判决书，案由是借贷。顺便说一下，德国判决书（无论刑事还是民事）抬头中都有一行字：“以人民的名义。”这是欧洲民本主义思想的遗迹，司法服从于民主，不像美国三权分立。
原告保罗，被告弗里茨。案子并不复杂，弗里茨借了保罗的钱不还，还编了几个借口，说已经还了或已经抵销了。或者说还钱时借条拿错了，或者说旅游时也借给原告钱了，或者说卖画的佣金没给。结果法院没理他，判他还钱。
“事实构成”由三部分组成，原告陈述、被告陈述、证人证言及鉴定的情况。这个案件比较简单，所以看起来还不是那么混乱。如果案子复杂，情节多起来，可就乱成一锅粥了。实例可以看看台湾地区的民事判决书。
文章的最后，还是给大家看看这种形式的判决书的事实构成部分吧！
⋯⋯
1996年6月24日，原告又给予被告一笔6000马克的借款，为期12个月。借贷契约的细节参阅附件第13页。
1996年11月28日，被告又在一张向原告借到3200马克的借据上签名。借据的细节参阅附件第12页。
1997年6月10日和26日，原告两次致函被告，要求偿还借款。
起初，原告在其诉状中请求判处被告偿还21200马克。在被告归还了1450马克以后，原告撤回了归还上述数额款项的诉讼请求。
现在，原告请求判处被告偿还19750马克连同1997年9月12日起算的4％的利息。
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声称：
1997年2月18日在一家饭馆里，他当着证人B之面将1996年6月19日和24日的两笔借款共计18000马克还给了原告，原告也写了收据。接着在一家商店里将收据复印，此时原告把收据的原件错换成复印件交给了被告，但复印件上原告的签名尚能识别。
1996年11月28日的借款，他只收到3000马克，而200马克是作为利息附加计算的。
这3000马克的借款，他已用现金归还了一部分，即1450马克，这是无可争议的。1997年2月18日，他和原告商定，用自己作的画来抵销部分债务，计550马克。
此外，1996年秋天他和原告一起去巴特菲辛旅游，借给原告500马克，原告没有归还，现在这笔钱也该抵销部分债务。
最后，他付给原告500马克，作为原告介绍一位女客户买他作的一幅画的佣金。女客户本来是希望分期付款的，当她得知原告预支了2000马克的画款时，就决定退货。当女客户将画退回时，他（被告）把全部画款2000马克还给了女客户。
审判法庭就被告于1997年2月18日归还原告18000马克一事，以及被告为原告作画来抵销550马克债务一事进行取证，传讯了证人B，请笔迹鉴定专家M对1997年2月18日出具的收据上原告的签名作了真伪鉴定。听证决定和取证结果的细节，参阅1998年1月30日公布的记录（附件第58页）和1998年5月8日的口头审理记录（附件第78页至81页），以及1998年7月5日笔迹专家M的鉴定报告（附件第86页至101页）。
有关当事人陈述的其他细节，参阅双方交换的诉讼书状及其附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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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德国的司法我却是不敢恭维的，尤其是他们在民事判决书的写作中有一个奇怪的理论——“你给我事实，我给你法律。”这个理论来自他们的诉讼理论，认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向法官提供事实，法官给当事人法律结果，法官只基于当事人提供的事实判决。所以，德国在民事判决书中也贯彻这一原则。判决书中的事实部分只写原、被告各自的陈述，理由部分写法院的意见，以此来体现“你给我事实，我给你法律”。
诉讼不同于写作。诉讼是一条线，写作是一个点。诉讼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到写判决书的时候，诉讼过程已经接近尾声。判决书是在最后说明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样判。一条线的规律和一个点的规律肯定是不一样的，写判决书，表达效果是第一位的。说清楚了，有说服力，这最重要，诉讼没有这个功能。在历史上，诉讼中不一定非要有判决书。尤其在西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诉讼结果只登记在法院的簿子上，没有判决书，所以这两者不能相互替代。正常的判决书，“事实”部分写法院认定的真实事实。这样看起来流畅，表达效果才好。德国人这种方法别扭至极，现在还用着，他们可真能忍。我曾以为可能德国人思维太严谨了，不太重视感觉，所以无法理解表达效果的重要性。但又一想，莫扎特、贝多芬这些音乐大师不都是德国人吗？看来根本不是感觉的问题，大概是习惯吧。前人这么做了，后人也懒得改了。
这个理论影响到了民国政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掌握全国政权的南京政府开始推行这种判决书。1924年，石志泉在《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这种写作方法。在民事判决书的“事实栏”中应当写的内容包括：（一）声明（即各方当事人的请求）；（二）当事人提出之攻击或防御方法；（三）调查证据之结果；（四）重要的诉讼过程。而“理由栏”中应写的内容是法院关于攻击防御方法的意见。“法院决定证据力之有无强弱，以及本于言辞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结果所为关于事实真伪之判断。”大致说来，这就是按照“当事人给法院事实，法院给当事人法律”的基本理念设计的结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推行的效果有限，只在少数发达地区落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不自然的方法，违背了基本的写作规律，不易推行。但在现在小小的台湾岛上，却是百分之百执行了这一写作方法，所以现在看到的台湾民事判决书都是这样的。
这是一篇德国柏林州法院制作的民事判决书，案由是借贷。顺便说一下，德国判决书（无论刑事还是民事）抬头中都有一行字：“以人民的名义。”这是欧洲民本主义思想的遗迹，司法服从于民主，不像美国三权分立。
原告保罗，被告弗里茨。案子并不复杂，弗里茨借了保罗的钱不还，还编了几个借口，说已经还了或已经抵销了。或者说还钱时借条拿错了，或者说旅游时也借给原告钱了，或者说卖画的佣金没给。结果法院没理他，判他还钱。
“事实构成”由三部分组成，原告陈述、被告陈述、证人证言及鉴定的情况。这个案件比较简单，所以看起来还不是那么混乱。如果案子复杂，情节多起来，可就乱成一锅粥了。实例可以看看台湾地区的民事判决书。
文章的最后，还是给大家看看这种形式的判决书的事实构成部分吧！
⋯⋯
事实构成
1996年6月19日，原告给予被告一笔10000马克的借款，为期一年。在借贷款契约中，被告保证到期偿还12000马克。借贷契约的细节参阅附件第14页。1996年6月24日，原告又给予被告一笔6000马克的借款，为期12个月。借贷契约的细节参阅附件第13页。
1996年11月28日，被告又在一张向原告借到3200马克的借据上签名。借据的细节参阅附件第12页。
1997年6月10日和26日，原告两次致函被告，要求偿还借款。
起初，原告在其诉状中请求判处被告偿还21200马克。在被告归还了1450马克以后，原告撤回了归还上述数额款项的诉讼请求。
现在，原告请求判处被告偿还19750马克连同1997年9月12日起算的4％的利息。
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声称：
1997年2月18日在一家饭馆里，他当着证人B之面将1996年6月19日和24日的两笔借款共计18000马克还给了原告，原告也写了收据。接着在一家商店里将收据复印，此时原告把收据的原件错换成复印件交给了被告，但复印件上原告的签名尚能识别。
1996年11月28日的借款，他只收到3000马克，而200马克是作为利息附加计算的。
这3000马克的借款，他已用现金归还了一部分，即1450马克，这是无可争议的。1997年2月18日，他和原告商定，用自己作的画来抵销部分债务，计550马克。
此外，1996年秋天他和原告一起去巴特菲辛旅游，借给原告500马克，原告没有归还，现在这笔钱也该抵销部分债务。
最后，他付给原告500马克，作为原告介绍一位女客户买他作的一幅画的佣金。女客户本来是希望分期付款的，当她得知原告预支了2000马克的画款时，就决定退货。当女客户将画退回时，他（被告）把全部画款2000马克还给了女客户。
审判法庭就被告于1997年2月18日归还原告18000马克一事，以及被告为原告作画来抵销550马克债务一事进行取证，传讯了证人B，请笔迹鉴定专家M对1997年2月18日出具的收据上原告的签名作了真伪鉴定。听证决定和取证结果的细节，参阅1998年1月30日公布的记录（附件第58页）和1998年5月8日的口头审理记录（附件第78页至81页），以及1998年7月5日笔迹专家M的鉴定报告（附件第86页至101页）。
有关当事人陈述的其他细节，参阅双方交换的诉讼书状及其附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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