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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悬赏究竟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
悬赏金额历代之最
利用悬赏破案、缉捕人犯，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由于这种方法迎合了人性的弱点——对金钱的贪欲，因而效果比较显著，常常能很快地抓获对手或罪犯。当然，这种方法不是万能的，若碰上那些视金钱如粪土者，它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悬赏破案产生于什么年代已不可考。
楚汉战争时，刘邦发扬一贯的豪爽作风，给他的对手项羽定出的赏格是：凡擒获或杀死项羽者，赏1000斤黄金，并封王。此赏格是非常高的。秦代的1斤合现在的258克，按目前国内市场上每克黄金约值130元人民币的汇价计算，1000斤黄金约合人民币3354万元。况且，除了赏金外，还封王位。真是既有钱，又有势，不想当暴发户都由不得自己。历史记载，项王乌江自刎，尸体被五人分割抢去。项王生前值钱，死后“臭尸堆”也没贬值多少。抢得项王肉身的五人都封了侯，其中一人名杨喜，被封为赤泉侯，后代甚是了得，出了一大批像杨震、杨修、杨坚、杨玉环、杨炯、杨业、杨万里、杨虎城、杨振宁这样名扬华夏的人物。司马迁的外孙杨恽也是杨喜的后代，《史记》的流传有赖于杨恽。弘农杨氏从汉代开始势大，或许是因分了项王一杯羹而吃肥了的缘故。
此后，历朝历代悬赏破案的故事层出不穷，不过都无刘邦大气，悬赏金没超过项王的那颗头。
民国时期，悬赏破案非常多。最值钱的头颅一个是王亚樵、一个是郭松龄。
“斧头党”首领王亚樵专搞暗杀，蒋介石怕得要死，悬赏100万元大洋，命戴笠缉拿。
戴笠本来跟王亚樵是师生关系，最易把王拉到蒋介石一边。但王对蒋叛变革命的行径非常不满，便与反蒋派联合，伺机向蒋索命。
1931年6月，蒋介石到庐山避暑，王亚樵侦知后，派人去谋杀。只因行事仓促，蒋得以逃脱。王亚樵虽没刺死蒋介石，却在上海火车站差点儿把宋子文干掉。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六中全会，王亚樵又派人去刺蒋。蒋介石因事未到，汪精卫做了替罪羊。
王亚樵多次派人刺蒋，蒋十分恐慌，悬赏100万元大洋，让戴笠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把王亚樵擒获。戴笠派出大批特务，终于在1936年11月将王亚樵枪杀于广西梧州。
除了王亚樵外，民国时期，头颅值100万元大洋的还有郭松龄。
郭松龄是奉系将领，具有爱国思想，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举兵反奉。当时，奉军的精兵大都在郭手中，郭率兵从天津出山海关，所向披靡，很快就打到沈阳附近。张作霖急坏了，赶忙调兵遣将，攻打郭部。为了鼓舞士气，张作霖悬赏100万元大洋，收买郭松龄的人头。由于郭部将领大多是张作霖、张学良提拔上来的，不愿背叛张氏父子，故而郭松龄很快就败亡了。
国民党在对付共产党人时也大肆悬赏，红军的高级将领头上都顶着几万几十万元大洋的赏金。毛泽东是25万元大洋，周恩来是8万元大洋，邓发是5万元大洋，彭德怀、林彪、徐海东都是10万元大洋。当时，林彪在红军学校任校长，学员的悬赏金加起来超过200万元大洋。国民党的悬赏通缉令由飞机从天空撒下来，纸张奇缺的红军正好用撒下的传单的空白面印制宣传品，使废物得到了极好的利用。
巨额赏金旁人羡慕，悬赏缉捕的对象也非常羡慕。蒋介石的拜把兄弟陈其美为了筹措经费，就欲自投罗网，得赏金70万元大洋。
陈其美是陈立夫、陈果夫的叔父，系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曾任上海都督。二次革命时，他起兵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陈其美潜入上海，从事反袁斗争。袁世凯闻知陈其美的行踪，立即悬赏巨金，企图把陈缉拿在案。陈其美的耳目甚多，多次都化险为夷，袁世凯一直捉不到他。然而，有一天，陈其美却想自投罗网，让友人把外国巡捕引来，把他逮捕。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非常缺乏，许多活动都无法开展。为了筹措经费，陈其美便想出了这个“好主意”，让人把他告发，所得悬赏金充作活动经费，然后他再设法逃出。
陈其美帮助孙中山讨袁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只是这种做法太冒险，闹不好会使脑袋搬家，所以，他的“好主意”被朋友坚决拒绝了。
异域的悬赏逸事
利用悬赏缉拿罪犯、政敌、敌酋在国外也源远流长。苏拉是古罗马的执政官，对付政敌残酷无情，命令谁若杀死被他通缉的人，以被抓者的财产作为奖赏，并可另外得到一笔丰厚赏金。这样的悬赏缉捕颇有创意。被苏拉处罚的人数达4700人，托苏拉之福而致富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因为这些被处罚的人中元老院议员就近80人、“骑士”1600人，议员、骑士全是有钱人，颇多巨富。为了争夺赏金，展开了人性之恶的竞赛，儿子、亲戚、奴隶竞相发挥聪明才智，加入屠杀行动。当然，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也不断发生，有以身掩护丈夫逃亡的，有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主人的。
比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古罗马，日本人的悬赏显得小气。
日本朱雀天皇（930-946年在位）时期，平将门和藤原纯友谋反，朝廷将两人的画像张贴通衢，以五品官作为悬赏，号召生擒或斩杀叛臣。
丰臣秀吉死后，儿子秀赖与德川家康为争夺权位爆发了关原大战，德川家康悬赏巨金擒拿秀赖的部下石田三成和小西行长。石田三成逃到山里，以野果果腹，不断拉肚子，苦不堪言。偶遇一故人，把他藏在山洞，但不久又被人发现。他明白天地虽大，已无他藏身之地，索性留个人情，劝故人将他告发，好领悬赏金。
躲在山中的小西行长也有济世之心，被人发现时，他告诉发现者，他是小西摄津太守，把他交给德川家康，可以领赏金。发现者不肯，劝他快逃，但他不愿，说自己早该切腹，因是基督徒，不能那么做，只好到家康大营就戮。发现者听从这名“财神爷”的劝告，把小西行长“护送”到家康大营，领取了十枚黄金。
近二三十年来，人们暴富的机会突增，因为国际上的悬赏金额大涨，一不留神就会成为巨富。
1988年，英籍作家拉什迪出了本小说，名叫《撒旦诗篇》。写了多年书，拉什迪稿费没挣几个，没想到一本《撒旦诗篇》，让他的头颅价值一时超过320万美元，使他成为全球闻名的人物，真让他悲喜交加。
拉什迪的小说内容与伊斯兰教有关，穆斯林教徒认为该书亵渎了伊斯兰教，纷纷抗议。抗议活动很快就掀起浪潮，并从一国波及到另一国。当时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布命令，判处《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及其出版商死刑。为了能使判决付诸实施，设置了巨额的悬赏金，任何伊朗人若能处死拉什迪，可获得520万美元的奖赏；任何外国人若能处死拉什迪，可获得320万美元的奖赏。
悬赏公布后，拉什迪就被英国政府保护了起来。后来伊朗政府解除了对拉什迪的悬赏通缉令，拉什迪的脑袋一下子贬值了好多，好在他再也不用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而且，通过伊朗政府的免费广告，他的书畅销起来，口袋里的money鼓胀不少。
埃斯科瓦尔曾是世界头号大毒枭，靠贩卖毒品积聚了几十亿美元的财产。此人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组织成立了杀手团，暗杀了包括政府要员、总统候选人、总检察长、大法官、警察、记者和一般普通百姓在内的人共达数千。为了捉拿埃斯科瓦尔，哥伦比亚政府组织了一支2500人的搜捕队，并悬赏700万美元。
埃斯科瓦尔慑于政府的威力，被迫向政府自首。但一年后，他又越狱潜逃，重新开始组织贩毒和恐怖暗杀活动。埃斯科瓦尔尽管是个杀人魔王，但对妻儿感情深厚。他闻听妻子和儿女住在首都的一家饭店，就拨通了电话。电话仅通了两分26秒，住处就被暴露。警察根据电话监听人员提供的线索，包围了他的住宅。经过激烈枪战，警察击毙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毒枭。
美国是当今第一富国，一向阔绰大方，悬赏金额一高再高，屡破纪录。
本·拉登被美国认为是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肯尼亚大使馆爆炸案和2001年9·11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列为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的十大要犯之一。本·拉登虽是亿万富翁，但其价值并不被富翁遍地的美国人认可。随着本·拉登策划的恐怖活动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人再也不敢小觑他了，悬赏金一路飙升，从500万美元到2500万美元；2004年众议院通过法案，把悬赏金增加到5000万美元。尽管赏金丰厚，但本·拉登却一直安然无恙，周遭尽是忠诚之士，没人出卖他。直到2011年，美国海豹突击队发现蛛丝马迹，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座豪宅里把本·拉登击毙。
美国通过武力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又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使伊叙境内许多地方处于权力真空，致使极端组织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简称）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反美恐怖组织。美国不得不把大量精力用在对付ISIS上。美国悬赏通缉ISIS头目，但遗憾的是，美国除了炸死通缉犯外，也很难把赏金发放出去。2015年6月，ISIS高级头目塔里克·本·塔赫尔·奥尼·哈尔齐在美军空袭中毙命，美国由此省下了300万美元的悬赏金。
当然，ISIS自称国家，就要自我表现一下，显示其存在。ISIS在网上发布“通缉令”，号召支持者处置列入名单的100名美国军事人员。赏金有无，尚不清楚。好在美国五角大楼先前已预估到这些人会“捣乱”，提前要军职人员把照片、简介从网上撤下来，做到了未雨绸缪。
诙谐戏谑的微额悬赏
有巨额悬赏，也有微额悬赏。微额悬赏是变了味的悬赏。悬赏的本来意义在于尽快地缉拿到人犯，而微额悬赏则仅是对缉拿对象的人格侮辱，并不能起到悬赏的应有作用。明末兵部尚书杨嗣昌领兵镇压农民起义，贴出告示，悬赏万金，欲擒斩张献忠。起义军针锋相对，派人在杨嗣昌行营贴上传单，写道：“有斩阁部者，赏银三钱。”吓得杨嗣昌疑神疑鬼，多加防范。
韦拔群是红七军的创始人之一。敌人为了捉到他，到处张贴布告，重金悬赏。韦拔群看过悬赏布告，笑了笑，就让人拿来纸笔，也写了一份悬赏布告，叫人贴出去。敌军军长廖磊看过韦拔群写的布告，暴跳如雷，狂叫：“快给我把布告撕毁！”敌兵吓得赶快去撕布告，但是，敌兵在撕布告的同时，自己也被撕成了许多肉块。原来，布告牌下面埋有地雷，敌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廖磊为什么要发脾气呢？因为布告上面写着这么一句话：“谁砍得廖磊的狗头，赏一个铜板。”
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年轻时当过记者。布尔战争爆发后，他来到南非进行战地采访。不幸的是，他成了布尔人的俘虏，他趁哨兵不注意，偷偷地跑了。
布尔人把战地记者划为军官。丘吉尔跑了，布尔人自然很重视，印了3000份附有丘吉尔照片的通缉令，发往布尔人控制的地区。
历经千难万险，丘吉尔终于脱险了。但有件事，他一生都耿耿于怀，提起就不快活，因为布尔人给他的悬赏金太低，只有25英镑，把这位后来的大英帝国首相太不当回事了。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后，直系军阀把持北洋政府，让大总统下令悬赏通缉徐树铮、曾毓隽（交通总长）、段芝贵、丁士源（京汉铁路局长）、朱深（司法总长）、王郅隆、梁鸿志（参议院秘书长）、姚震（大理院院长）、李思浩（财政总长）、姚国桢（交通部次长）。这十大要犯的赏格不同，最多的是徐树铮，32000元大洋。
不过，这十大要犯的通缉令也够滑稽的。通缉令上要贴照片，找来找去只找到八个人的照片，还有两人的照片找不到。怎么办？直系的那些武夫也真想得出，居然把京城两个著名扒手的照片找来，印在通缉令上，旁边写明扒手的相貌与被通缉者相像。
徐树铮等人为了保命，计划逃往日本大使馆。而如何安全地进入日本大使馆却是个问题，徐树铮等人便想化装为日本人，但身上穿的日本服装又不齐全，就想办法购买。财政总长李思浩穿了和服，独缺一双木屐板。正犯难之际，邻人送来一双，开价两万元，李思浩直咋舌，但为了活命，只好咬牙照付。还有一名日商，给通缉犯送来了假面具。这可是好东西，戴上它，管保能安全地逃进日本使馆。但一问价，开口300万元，把十大通缉犯吓得不敢再问。
还有一名日本人想出了一个更绝妙的主意，让十大通缉犯换上日本军服，充当日本兵，逃离京城。此办法倒简单易行，只不过价格更高，每人须付500万元。十大通缉犯只好知难而退，把简单易行的办法放弃了。
逃进了日本使馆，十大通缉犯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日方人员的发财梦才刚刚开启，勒索钱财，强索保护费，十大通缉犯只好掏出几万元至十几万元。
呆在日本使馆，自然无人抓。但长期呆在里面，也是个问题。于是，直系提出只要通缉犯每人交几百万元就可获特赦。经过讨价还价，有人接受了条件，走出使馆，而有人却还继续在里面当“寓公”，等待时局的变化。
当引以为戒的告缗令
悬赏往往针对的是个案，悬赏缉捕的对象几千几万的很少。但历史上，也有针对一类人或一部分行为，以悬赏作为手段，鼓励告密的举措，其结果往往走向了设置悬赏的反面，扰乱了社会秩序，阻碍了经济发展。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颁布的告缗令。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击败了匈奴，扩张了版图。然而，数十年的战争，造成国穷民竭。于是，朝廷出台政策，希望富商大户为国家出钱出物，国家则以封侯、补官、减罪方式作为回报。然而，朝廷的“良好用心”富商大户竟置之不理。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朝廷改变政策，强行剥夺，盐铁实行国家专营，推出均输平准法，对非农业收入的财产征税。由于收入的财产采用自报的方式，隐匿财产的现象非常普遍。为了增加税收，汉武帝颁布告缗令，凡财产呈报不实，被人告发，资产将被国家全部没收，其中一半用于奖励告发者。此令一出，人们认为此乃发财之捷径，告发之风大盛。中产以上的有钱人几乎都被举报，破产者不计其数。人们无心积累家产，吃光喝净成为共识。
针对如此情况，汉武帝不是取消或调整告缗令，而是颁布不告缗令，规定：向边境“入粟不告缗”“养马输边除告缗”，国家由此敛财无数，一举摆脱了财政危机。
不过，对告缗令唱赞歌为时尚早。财政危机的摆脱只是暂时的，因为富商大户入粟补官后，戴上了安全帽，以后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偷税漏税，国家的财政收入会更少；当官有权后更会官商勾结，鱼肉百姓。事实上，西汉的吏治之坏世所罕见，都与汉武帝的一系列敛财政策有关。
与告缗令类似的还有军功悬赏。军功悬赏在世界各地效果都非常显著，且很少有副作用。譬如，商鞅变法，规定斩敌首一级，赐爵一级。如此重赏秦兵在战场上自然奋不顾身，锐不可当。齐国也有奖励军功的法令，但奖金太少，规定斩敌首一级，赏金一锱（一两二十四铢，六铢为一锱），军队的战斗力与秦兵无法相比，遇到小股敌人还可以抵挡一阵，遇到大股敌人就崩溃了。后代吸取教训，面对出生入死的兵士，再也不敢小气了。汉武帝在位54年，只有数年没打仗，把匈奴军队之所以能战胜，与他豪爽的秉性有一定关系。据史载，元朔五六年，两次对匈奴作战，均取得胜利，武帝酬赏“斩捕首虏”的将士用去黄金20余万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是对人性洞察之后的总结。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科学》编审、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阮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