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正当的执法，理应经得起公众的围观

　　不久前，公安部举办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从法律要求、处置流程、行为举止、策略技巧等方面，对民警在执法实践中具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进行了直观演示，此举被视为公安机关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关键一步。
　　近年来，大凡引发舆论争议的警察执法负面新闻，如北京“雷洋案”、兰州“打屁股事件”、南宁“钓鱼执法”等等，无不暴露出执法规范化建设上的短板。说到底，还是“前法治时代”的粗放型执法，已无法适应现代法治对公安执法的精细化需求。尤其在当下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如何按照法定的精准流程执法，尽量杀死执法细节中的“魔鬼”，将规范执法落实到“每招每式”，考验着公安机关执法的水平与智慧。
　　客观而言，公安执法多处于社会矛盾冲突一线，距离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最近，老百姓对执法的直观感受力也最强。这决定了公安执法更要关注自身行为的规范化，自觉接受民众监督，对外展示文明公正的执法形象。公安部在此次视频演示培训会上，特别要求民警执法时，面对群众的围观拍摄，在拍摄不影响正常执法的情况下，不得强行干涉阻止，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这种开放的姿态，体现了公安机关对执法现实问题的反省，对民众监督诉求的回应，更反映出公安执法主动适应“全民直播时代”的努力，因此引发了舆论的热议与好评。
　　合法正当的执法，理应经得起公众的围观。只要不涉及秘密、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公民拍摄执法就是行使监督权的体现。另一方面，公安机关明确支持这种“在场的监督”，也是倒逼执法规范化的具体举措。这种“在场的监督”降低了监督成本，提高了监督效率，更激发了公民监督的能量，一部部手机如同一双双紧盯执法的“火眼金睛”，能够对执法者形成强大的现场威慑，从而大大减少违法执法、暴力执法等现象。
　　当然，要真正实现“在场的监督”，不能只依靠纸面上的承诺。首先，这种“在场的监督”需要严密的规则设计和配套的制度跟进。例如，如何定义“不影响正常执法”？警方如果随意以“执法涉密”为由干预公民拍摄，应如何救济？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作出有针对性、操作性的制度设计，以明确的标准和有效的救济机制，厘定公安执法的规范化界限，导正公安执法的文明习性。
　　其次，“在场的监督”主要是为公安规范执法提供推动力，整个执法规范化建设则是一个系统工程，其要义在于实现公安执法从“自我扩权”向“自我限权”转变。我国公安机关体大量多，各地民警法治素质参差不齐，执法规范化建设可谓任重道远。早从2008年开始，公安部就部署开展执法规范化建设，不久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专门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公安部则制定了新一版的公安机关执法细则。这些迹象都说明，执法规范化建设在引入“在场的监督”的同时，还需要从执法队伍专业化、执法行为标准化、执法管理系统化、执法流程信息化等方面，强化公安执法的“内功”，完善公安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打造一套可视、可评价的程序标准和行为规范，从而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要求，切实落实到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
　　总之，“权力必须以可预知的方式来行使”。规范化看似属于执法过程的“细枝末节”，实则关系到执法公信力和权威性，需要对执法权运行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控。执法者身负重任，手持利器，其满足合法性与有效性双重需求，必须求助于完善、规范、可视的流程，从执法资格、执法标识、执法信息、执法监督、执法问责等方面设计强制性规范，将执法过程逼入可视化的“玻璃房”，从而提高公安执法的公信力和法治化水平。

责任编辑：阿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