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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清末四大奇案之杨乃武案（下）
上期我们说到杨乃武案之所以被列为清末四大奇案，缘于该案“曲折”胜于“奇处”。而该案的刑部尚书皂保审结奏折更是行文缜密、线索清晰、剖辟切理、拟处有据。由于篇幅所限一期未能述完，本期我们再细细说来。
杨昌濬、胡瑞澜：“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不能查出冤情，京控交审，不能据实平反，意涉瞻徇。学政胡瑞澜，以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有与原题不符之处，未能究诘致死根由、详加复验，草率奏结，几致二命惨罹中辟，唯均系大员，所有应得处分，恭候钦定。”
杨昌濬，字石泉，系浙江省巡抚，对一省政务负总责。“京控交审”指案犯家属至北京申诉，朝廷受理并下旨彻底审查。省按察使蒯贺荪审谳此案时杨昌濬亦亲自参，并派候补知县郑锡滜赴余杭县密查，而郑锡滜未履行密查之责。杨昌濬身为一省巡抚或有袒护本省官员之念，审查案件时难免过于轻信本省各级职官，致错案未得审明。
胡瑞澜系省学政主管一省教育。清制，省学政不属于地方职官系列。胡瑞澜职任礼部侍郎，学政一职系中央派至地方临时担任。朝廷特旨胡瑞澜复审此案，其身份为钦差。钦差系一事一结并非地方实力大员。通常情况下，钦差不轻易得罪封疆大吏。所以在复查该案时，胡瑞澜过于信任或迁就地方职官。
鉴于杨昌濬、胡瑞澜均系大员，皂保奏折中未拟定处理意见，恭候钦定。
蒯贺荪：“按察司蒯贺荪失入人罪，本干律例，业已病故。湖州知府锡光等复审此案，尚未拟结，均免置议。”
蒯贺荪系浙江省按察使，俗称臬台、臬司，系一省谳狱司法主官。朝廷谕旨“交杨昌濬同臬司亲提严讯，委湖州知府锡光等详鞫”，当时杨乃武、葛毕氏皆称冤枉，当堂翻供，而蒯贺荪与杨昌濬均未引起足够重视。案中，蒯贺荪卒，故不做追究。湖州知府锡光参审，他尚未出具个人意见，故免议。
沈祥：“仵作沈祥辨验不真，因口鼻内有血水流入眼耳，认作七窍流血，十指趾甲灰暗色，认作青黑色，用银针探入喉咙，作青黑色，致将发变颜色误作服毒。……此案仵作沈祥，率将病死发变尸身误报服毒，致人凌迟重罪，殊非寻常疏忽可比，合依检验不实，失人死罪，照例递减四等，拟杖八十，徒二年。”
该案葛品莲死亡时间系十月九日下午，刘锡彤带领仵作到现场时为十一日中午。当时虽为初冬，但南方天气温暖，十日夜间尸体已开始变软，口鼻内有痰血流出。十一日中午，沈祥验尸时见尸体发软，言称像鸦片中毒症状（现代法医学：人死后僵硬称“尸僵”，尸僵期过后即为“尸腐”。此尸体发软系已尸腐，而非中鸦片毒所致）。验毒银针亦未用皂角擦拭，沈祥不能确定死者所中何毒，遂含糊报称“服毒身死”。他未料到此案可能导致凌迟重罪，属于重大疏忽，故拟判“杖八十，徒二年”。
关于仵作职守问题，抄录一段祝善诒《馀杭大狱记》所载情节存此。该案全部涉案人员及证据提解北京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及顺天府所辖州县仵作悉数到场验尸。一老仵作取死者囟门骨一块儿对着太阳一看，即唱报：“此人实系病死，非服毒也。”遂斥责沈祥道：“你验尸时看见什么了就确定是中毒死亡？”沈祥答：“我等原不肯填写验尸单，然而长官意见不敢不遵。”老仵作道：“这是什么话！长官不懂验尸，全靠吾辈悉心区别。即便长官有其他想法，亦应该力争，你充其量不过革职。而你怵于长官权威故意迁就，以让别人获罪取媚长官，等于杀人。”
沈彩泉：“刘锡彤门丁沈彩泉，在尸场与仵作争论坚持砒毒，实属任意妄为，合依长随倚官滋事怂令妄为累及本官罪致流者与同罪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沈彩泉系刘锡彤门丁，即仆役随从。“长随”在明代系宦官名，清代指官场所雇用之仆人。在现场验尸时，仵作沈祥怀疑死者系烟毒。沈彩泉听人传言死者暴亡系葛毕氏毒死的，便先入为主随口妄言。大烟中毒一般是吞服自杀，不合投毒状况，沈彩泉遂在现场与仵作争议不是烟毒。他纯属捕风捉影无端生事抖机灵儿，致其本官刘锡彤获罪流刑。依例，他与本官同罪，故拟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
边葆诚、罗子森、顾湛恒、龚世潼、郑锡滜：“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经学政委审此案，未能彻底根究，依附原起；候补知县郑锡濬，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并不详细访查，率以无冤无滥会同原问官含糊禀复，厥咎唯均，俱应依承审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例，各拟革职。”
朝廷特旨学政胡瑞澜复审此案时，又调边葆诚、罗子森、顾湛恒、龚世潼随同审理。此四人显然未尽同审之责，习惯唯依附长官意见，草率附会以致被革职。
沈喻氏：“沈喻氏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且府谳时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应与诬告人死罪未决满流加徒律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总徒四年。”
沈喻氏系死者葛品莲之母，本名葛喻氏，葛品莲之父死后改嫁沈体仁，遂名沈喻氏。葛品莲死亡前，沈喻氏在场。葛品莲咽气后她给儿子换衣服，查看尸体毫无异样，对医生诊断“痧胀致死”并无疑义。后有人说“速死可疑”，沈喻氏联想起他人议论葛毕氏轻浮，便怀疑有别情。遂以儿子死因不明于十月十一日晨，请人代写状子到县衙正式报案。当她听说葛毕氏供认谋毒自己儿子，虽心中明知情节不符，而急于为子报仇，即附和葛毕氏所供述，如此就与她报案时所陈述内容相抵触。报官时，沈喻氏只请求验尸，一不知是否中毒，二不知何人投毒，三不知所谓杨乃武、葛毕氏合谋。之后沈喻氏并不知葛毕氏所供乃刑讯所逼，便随之改变说法，致诬陷他人酿罪。好在被诬陷者未被执行死刑，故判处沈喻氏在流刑下减一等，即徒刑。徒刑最高三年，加徒即“杖一百，总徒四年”。
另，皂保奏曰：“臣等诚恐原审各员有怀挟私仇勒索教供情事，讯据杨乃武，坚称伊与知县及役吏人等素无干涉事件，毫无嫌怨。研诘刘锡彤，供与杨乃武无仇，实系葛毕氏自行诬报，且杨乃武于十一日夜间甫经到案，次日即行详革，如果意在索诈，自必缓办详文，既欲挟案作赃，断不肯未及十日即行解府，审办委无勒诈重情。质杨乃武，亦称前供既得串诬索诈等情，系因图脱己罪，捏词妄诉，并无其事，实不能指出诈赃确据。……并据葛毕氏供，因县官刑求与何人来往谋毒本夫，一时想不出人，遂供将从前同住之杨乃武供出，委非挟嫌陷害，亦非官役教令诬报。并据刘锡彤供称，卖砒之钱宝生，系凭杨乃武所供传讯，如果是伊串嘱，断无名字不符之理。现经钱宝生之母姚氏供称，伊子名唤钱坦，向无宝生名字，铺伙杨小桥供亦相同，可为杨乃武畏刑妄供之证。”
以上系皂保就此案是否涉及索贿、教唆、挟仇报复等情节的查证过程及结果。回顾本案，案件最终审明原因有三：1.清代最重命案。朝廷恪守“勿杀一不辜”之古训，屡下“人命重案”“彻底根究”“悉心研究”“毋稍含混”等谕旨，督导审办。2.都察院御史及刑部司官几次奏请严查。3.杨乃武妻杨詹氏及胞姐叶杨氏两次到刑部及都察院申诉，即所谓“京控”，引起刑部司官及御史重视。
有人曾认为，此案得以昭雪有司法、政治双重原因。司法原因即古人“慎杀”之传统，政治原因则是枢臣与疆臣权势较量。朝廷不允许地方大员把持一方、拥权自重、袒护下属。现在看来，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每个案件公正审理的结果最重要。就寻常百姓而言，唯冤屈能够昭雪、正义得到伸张才事关切身又耳目可及。其他高调大言，非妄即虚、真假难辨，大多不关百姓事。至于枢臣、疆臣间权力分配制衡，非局外人所能置喙，多言无益亦无据。
杨昌濬、胡瑞澜：“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不能查出冤情，京控交审，不能据实平反，意涉瞻徇。学政胡瑞澜，以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有与原题不符之处，未能究诘致死根由、详加复验，草率奏结，几致二命惨罹中辟，唯均系大员，所有应得处分，恭候钦定。”
杨昌濬，字石泉，系浙江省巡抚，对一省政务负总责。“京控交审”指案犯家属至北京申诉，朝廷受理并下旨彻底审查。省按察使蒯贺荪审谳此案时杨昌濬亦亲自参，并派候补知县郑锡滜赴余杭县密查，而郑锡滜未履行密查之责。杨昌濬身为一省巡抚或有袒护本省官员之念，审查案件时难免过于轻信本省各级职官，致错案未得审明。
胡瑞澜系省学政主管一省教育。清制，省学政不属于地方职官系列。胡瑞澜职任礼部侍郎，学政一职系中央派至地方临时担任。朝廷特旨胡瑞澜复审此案，其身份为钦差。钦差系一事一结并非地方实力大员。通常情况下，钦差不轻易得罪封疆大吏。所以在复查该案时，胡瑞澜过于信任或迁就地方职官。
鉴于杨昌濬、胡瑞澜均系大员，皂保奏折中未拟定处理意见，恭候钦定。
蒯贺荪：“按察司蒯贺荪失入人罪，本干律例，业已病故。湖州知府锡光等复审此案，尚未拟结，均免置议。”
蒯贺荪系浙江省按察使，俗称臬台、臬司，系一省谳狱司法主官。朝廷谕旨“交杨昌濬同臬司亲提严讯，委湖州知府锡光等详鞫”，当时杨乃武、葛毕氏皆称冤枉，当堂翻供，而蒯贺荪与杨昌濬均未引起足够重视。案中，蒯贺荪卒，故不做追究。湖州知府锡光参审，他尚未出具个人意见，故免议。
沈祥：“仵作沈祥辨验不真，因口鼻内有血水流入眼耳，认作七窍流血，十指趾甲灰暗色，认作青黑色，用银针探入喉咙，作青黑色，致将发变颜色误作服毒。……此案仵作沈祥，率将病死发变尸身误报服毒，致人凌迟重罪，殊非寻常疏忽可比，合依检验不实，失人死罪，照例递减四等，拟杖八十，徒二年。”
该案葛品莲死亡时间系十月九日下午，刘锡彤带领仵作到现场时为十一日中午。当时虽为初冬，但南方天气温暖，十日夜间尸体已开始变软，口鼻内有痰血流出。十一日中午，沈祥验尸时见尸体发软，言称像鸦片中毒症状（现代法医学：人死后僵硬称“尸僵”，尸僵期过后即为“尸腐”。此尸体发软系已尸腐，而非中鸦片毒所致）。验毒银针亦未用皂角擦拭，沈祥不能确定死者所中何毒，遂含糊报称“服毒身死”。他未料到此案可能导致凌迟重罪，属于重大疏忽，故拟判“杖八十，徒二年”。
关于仵作职守问题，抄录一段祝善诒《馀杭大狱记》所载情节存此。该案全部涉案人员及证据提解北京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及顺天府所辖州县仵作悉数到场验尸。一老仵作取死者囟门骨一块儿对着太阳一看，即唱报：“此人实系病死，非服毒也。”遂斥责沈祥道：“你验尸时看见什么了就确定是中毒死亡？”沈祥答：“我等原不肯填写验尸单，然而长官意见不敢不遵。”老仵作道：“这是什么话！长官不懂验尸，全靠吾辈悉心区别。即便长官有其他想法，亦应该力争，你充其量不过革职。而你怵于长官权威故意迁就，以让别人获罪取媚长官，等于杀人。”
沈彩泉：“刘锡彤门丁沈彩泉，在尸场与仵作争论坚持砒毒，实属任意妄为，合依长随倚官滋事怂令妄为累及本官罪致流者与同罪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沈彩泉系刘锡彤门丁，即仆役随从。“长随”在明代系宦官名，清代指官场所雇用之仆人。在现场验尸时，仵作沈祥怀疑死者系烟毒。沈彩泉听人传言死者暴亡系葛毕氏毒死的，便先入为主随口妄言。大烟中毒一般是吞服自杀，不合投毒状况，沈彩泉遂在现场与仵作争议不是烟毒。他纯属捕风捉影无端生事抖机灵儿，致其本官刘锡彤获罪流刑。依例，他与本官同罪，故拟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
边葆诚、罗子森、顾湛恒、龚世潼、郑锡滜：“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经学政委审此案，未能彻底根究，依附原起；候补知县郑锡濬，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并不详细访查，率以无冤无滥会同原问官含糊禀复，厥咎唯均，俱应依承审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例，各拟革职。”
朝廷特旨学政胡瑞澜复审此案时，又调边葆诚、罗子森、顾湛恒、龚世潼随同审理。此四人显然未尽同审之责，习惯唯依附长官意见，草率附会以致被革职。
沈喻氏：“沈喻氏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且府谳时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应与诬告人死罪未决满流加徒律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总徒四年。”
沈喻氏系死者葛品莲之母，本名葛喻氏，葛品莲之父死后改嫁沈体仁，遂名沈喻氏。葛品莲死亡前，沈喻氏在场。葛品莲咽气后她给儿子换衣服，查看尸体毫无异样，对医生诊断“痧胀致死”并无疑义。后有人说“速死可疑”，沈喻氏联想起他人议论葛毕氏轻浮，便怀疑有别情。遂以儿子死因不明于十月十一日晨，请人代写状子到县衙正式报案。当她听说葛毕氏供认谋毒自己儿子，虽心中明知情节不符，而急于为子报仇，即附和葛毕氏所供述，如此就与她报案时所陈述内容相抵触。报官时，沈喻氏只请求验尸，一不知是否中毒，二不知何人投毒，三不知所谓杨乃武、葛毕氏合谋。之后沈喻氏并不知葛毕氏所供乃刑讯所逼，便随之改变说法，致诬陷他人酿罪。好在被诬陷者未被执行死刑，故判处沈喻氏在流刑下减一等，即徒刑。徒刑最高三年，加徒即“杖一百，总徒四年”。
另，皂保奏曰：“臣等诚恐原审各员有怀挟私仇勒索教供情事，讯据杨乃武，坚称伊与知县及役吏人等素无干涉事件，毫无嫌怨。研诘刘锡彤，供与杨乃武无仇，实系葛毕氏自行诬报，且杨乃武于十一日夜间甫经到案，次日即行详革，如果意在索诈，自必缓办详文，既欲挟案作赃，断不肯未及十日即行解府，审办委无勒诈重情。质杨乃武，亦称前供既得串诬索诈等情，系因图脱己罪，捏词妄诉，并无其事，实不能指出诈赃确据。……并据葛毕氏供，因县官刑求与何人来往谋毒本夫，一时想不出人，遂供将从前同住之杨乃武供出，委非挟嫌陷害，亦非官役教令诬报。并据刘锡彤供称，卖砒之钱宝生，系凭杨乃武所供传讯，如果是伊串嘱，断无名字不符之理。现经钱宝生之母姚氏供称，伊子名唤钱坦，向无宝生名字，铺伙杨小桥供亦相同，可为杨乃武畏刑妄供之证。”
以上系皂保就此案是否涉及索贿、教唆、挟仇报复等情节的查证过程及结果。回顾本案，案件最终审明原因有三：1.清代最重命案。朝廷恪守“勿杀一不辜”之古训，屡下“人命重案”“彻底根究”“悉心研究”“毋稍含混”等谕旨，督导审办。2.都察院御史及刑部司官几次奏请严查。3.杨乃武妻杨詹氏及胞姐叶杨氏两次到刑部及都察院申诉，即所谓“京控”，引起刑部司官及御史重视。
有人曾认为，此案得以昭雪有司法、政治双重原因。司法原因即古人“慎杀”之传统，政治原因则是枢臣与疆臣权势较量。朝廷不允许地方大员把持一方、拥权自重、袒护下属。现在看来，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每个案件公正审理的结果最重要。就寻常百姓而言，唯冤屈能够昭雪、正义得到伸张才事关切身又耳目可及。其他高调大言，非妄即虚、真假难辨，大多不关百姓事。至于枢臣、疆臣间权力分配制衡，非局外人所能置喙，多言无益亦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