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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从民法走向民权
6月下旬，民法总则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此次立法行动是在编纂民法典的背景下展开的，按照立法路线图和时间表，民法总则将在2017年完成立法，成为民法典中的总则编。其后，将启动各分编的编纂工作，最终于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追溯起来，自1954年以来，我国已先后5次发起制订民法或编纂民法典的努力，却全都中途夭折，其命运多舛足见现代民法扎根古老中国之艰难。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伴随着民法的屡挫屡订，也是民法意识、私权观念不断孕育、日趋成熟的历史，是诸多民事单行法闯关夺隘、蓬勃生长的历史，所有这些深刻变迁，都为中华民族真正迎来民法的春天奠定了基础。也正因此，再次踏上征程的民法典编纂，当可视为改革财富的法律总结、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正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对于本国乃至全世界的精神贡献，置身于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下的民法典编纂，也承载着一部伟大法典理应担当的历史使命。
首先，民法是社会生活的圣经。有“社会调整器”之称的民法，既是人人皆应遵循的生活准则，又是司法定分止争的断案依据。在利益多元化的年代，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民事权利的冲突，而民法针对日常生活所设计的精致法则，恰恰在细节处支撑着民间社会的安定有序。更重要的是，民法作为“生活之法”，不仅弘扬着神圣的权利，也宣示着理性的义务；不仅教会公民保护自身的民事权利，也告诫公民尊重他人的民事权利。而这样的思想启蒙和培育，奠定的正是构建平等和谐社会最坚实的观念基础。
其次，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很大程度上，市场经济就是民法经济。从历史的观点看，多年积累的计划经济体制惯性，曾是民法典长期难产的一大根源，而渐行渐深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又是合同法等民事法律不断突破的一大动力。正因此，编纂民法典是彻底告别计划经济、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我国民事立法始终秉持民商合一的传统，民法典的编纂，也意味着商事法律的构建和完善，在为市场秩序、交易安全确立规矩方圆的同时，也为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提供最强劲的制度推力。
第三，民法是保护私权的屏障。民法是最典型的私法，其基本功能是保护私权利。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私权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个人，而是公共权力。非法征地拆迁引发民怨沸腾，政府越位行政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等现象，即为明证。正因此，民法的核心价值是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不法侵害，而以物权法为代表的民事法律，正是树立在公权力面前的私权利保护之墙。尤为重要的是，民法所确立的约束公权、保护民权的底线原则以及保护私权的种种“权利方案”，终将促使公共权力和民间社会达成如下共识：每位公民都有权要求一个保护私权的政府，而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也必然以保护私权为己任。
第四，民法是民主政治的动力。民法主要保护的是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两大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也是精神自由、人格独立、政治参与的前提。正如一些国家将民法形象地称为市民法或公民法，民法所推崇的平等、公平、自愿等原则，与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不谋而合。尤其是在民主法治传统十分匮乏的中国，民法对公民权利的张扬、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将日益培育国人的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更重要的是，接受了现代民法意识和权利平等观念的公民群体，在为正当私权而锱铢必较、为合法权益而争取话语权的过程中，必将成为推进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
一个国家是否迈入“民法时代”，是衡量其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的最鲜明标记，这也是当下中国深化改革、社会转型的根本目标。而民法典的编纂，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这一立法工程，必将促使国人从保卫民权、社会公正的高度，真正理解现代法律的本质追求，并催动中国社会尽快向“民法社会”转型，由此开启的，则是一个崭新的民权时代！
追溯起来，自1954年以来，我国已先后5次发起制订民法或编纂民法典的努力，却全都中途夭折，其命运多舛足见现代民法扎根古老中国之艰难。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伴随着民法的屡挫屡订，也是民法意识、私权观念不断孕育、日趋成熟的历史，是诸多民事单行法闯关夺隘、蓬勃生长的历史，所有这些深刻变迁，都为中华民族真正迎来民法的春天奠定了基础。也正因此，再次踏上征程的民法典编纂，当可视为改革财富的法律总结、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正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对于本国乃至全世界的精神贡献，置身于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下的民法典编纂，也承载着一部伟大法典理应担当的历史使命。
首先，民法是社会生活的圣经。有“社会调整器”之称的民法，既是人人皆应遵循的生活准则，又是司法定分止争的断案依据。在利益多元化的年代，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民事权利的冲突，而民法针对日常生活所设计的精致法则，恰恰在细节处支撑着民间社会的安定有序。更重要的是，民法作为“生活之法”，不仅弘扬着神圣的权利，也宣示着理性的义务；不仅教会公民保护自身的民事权利，也告诫公民尊重他人的民事权利。而这样的思想启蒙和培育，奠定的正是构建平等和谐社会最坚实的观念基础。
其次，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很大程度上，市场经济就是民法经济。从历史的观点看，多年积累的计划经济体制惯性，曾是民法典长期难产的一大根源，而渐行渐深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又是合同法等民事法律不断突破的一大动力。正因此，编纂民法典是彻底告别计划经济、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我国民事立法始终秉持民商合一的传统，民法典的编纂，也意味着商事法律的构建和完善，在为市场秩序、交易安全确立规矩方圆的同时，也为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提供最强劲的制度推力。
第三，民法是保护私权的屏障。民法是最典型的私法，其基本功能是保护私权利。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私权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个人，而是公共权力。非法征地拆迁引发民怨沸腾，政府越位行政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等现象，即为明证。正因此，民法的核心价值是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不法侵害，而以物权法为代表的民事法律，正是树立在公权力面前的私权利保护之墙。尤为重要的是，民法所确立的约束公权、保护民权的底线原则以及保护私权的种种“权利方案”，终将促使公共权力和民间社会达成如下共识：每位公民都有权要求一个保护私权的政府，而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也必然以保护私权为己任。
第四，民法是民主政治的动力。民法主要保护的是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两大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也是精神自由、人格独立、政治参与的前提。正如一些国家将民法形象地称为市民法或公民法，民法所推崇的平等、公平、自愿等原则，与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不谋而合。尤其是在民主法治传统十分匮乏的中国，民法对公民权利的张扬、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将日益培育国人的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更重要的是，接受了现代民法意识和权利平等观念的公民群体，在为正当私权而锱铢必较、为合法权益而争取话语权的过程中，必将成为推进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
一个国家是否迈入“民法时代”，是衡量其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的最鲜明标记，这也是当下中国深化改革、社会转型的根本目标。而民法典的编纂，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这一立法工程，必将促使国人从保卫民权、社会公正的高度，真正理解现代法律的本质追求，并催动中国社会尽快向“民法社会”转型，由此开启的，则是一个崭新的民权时代！